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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上县的农民为了六角钱把县城打下来了
民国十二年汶上县武村二十三个人立了红枪会,宫长郭晨诰战死后儿子郭廷俭接位。到民国十四年全县八九万人入会。民国十五年春抗每亩六角地亩捐,三月二十四日攻克县城,四月扒断津浦铁路。李大钊专门写文章记过这件事。
上海两派道士坐在一间屋子里,还是没坐到一起
民国十七年七月上海清虚观住持严洪清邀正一全真两派和居士谢强公等开筹备会,十一月四日在海上白云观成立中华道教会。定了五项任务,实际只办成两所宏道义务小学和一个施诊部。民国二十五年在乔家栅重立,第二年抗战起会务就停了。
同一座悟真观,隔八年填了两张不一样的表
北平西郊有座悟真观,乾隆年间盖的,属私建。民国十七年登记,庙里两尊神像已经塌得看不出样子。二十五年再登记,神像那一栏干脆没填,只剩下旧石碑一座、楸树三棵。同一座庙,两张表,中间隔了八年,写表的是两个人。
和尚自己定了规矩,庙里该拿多少办公益
民国二十一年,内政部颁了《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次年又暂缓。佛教界索性自己拟了一份规则,报内政部批复,民国二十四年一月通令各地寺庙一体遵照。太虚那时候讲,公益该由佛教界自己办,官署只居监督指导的地位。
北平登记了一千六百多座庙,关帝庙占最多
一千六百三十一座庙里,关帝庙二百八十六座排第一,观音寺一百二十一座第二。乾隆年间排第一的还是观音庵,一百八十年换了位置。数字变化未必是信仰变了,多半是数法变了:图上画得出来的,和有人来填表的,不是一回事。
一座庙里供着佛,也供着关公和土地
登记表的法物一栏,本来是给官府看的清单。填出来一看,文昌庙里坐着观音,佛寺里供着关圣、灵官、财神、龙王、娘娘。庙叫什么名字跟庙里供什么常对不上。香客挑的是灵不灵,不问这尊神属哪一教。
四十七座土地庙,清朝算僧庙民国算民庙
三十年代查内城四十七座土地庙,三十八座有明确管理人,其中三十一座由市民管。可清朝的册子上,这些庙几乎全是僧庙。不是和尚占了庙,是清朝看管庙的人是谁,民国看管理人是谁,口径一变,僧庙就成了民庙。
两百年里这座城有过近两千座庙
乾隆十五年到 1950 年,北京内城不到四十平方公里,存在过近两千座庙,平均每平方公里五十座。走不到一百五十米就有一座。法国学者给这样的北京起名叫千庙京。庙多因为庙小,一间屋供一尊土地也算一座。
日本人进城第二年,庙还是照旧登记
1938 年 9 月,伪北平市社会局登记庙宇一千零六十一处,僧庙五百一十六,民庙三百四十五。机构从第一科公益救济股换成社会风化宗教股,管的还是那几件事,每年照旧登记一次。换了旗号,表没换。
一座庙要有人担保,才算登得上记
民国登记一座庙,光填表不够,还得有铺子担保,这叫铺保。上海 1927 年的条例明写须有华界妥实铺保。北平东岳庙补报庙产,社会局派员去查作保米庄的信誉;换住持,要聚祥益布庄老板写保票。
社会局算了一笔账,庙有多少钱穷人有多少
1928 年 10 月,北平市社会局长赵正平给全市寺庙下训令,先摆账:寺庙至少一千九百五十九处,庙产二百万元以上,城里贫困人口十八万。然后要求各庙办贫民救济院、贫民工厂、贫民学校、医院。
六个学生联名给袁世凯上了一道书
直隶大学堂的何凤华等六个学生联名上书袁世凯,请他把官话字母奏明颁行,再设一门普通国语学科。袁世凯批了四个字:可以酌情试办。第二年,保定一带的蒙养学堂、半日学堂和驻军兵营都开始试教这套字母。
宣统二年官话字母被禁书报社也封了
官话字母推了十年,遍及十三省,编印书籍六万余部。宣统二年,清政府下令查禁,把保定的拼音官话书报社也封了。起因是社里出的《拼音官话报》上有话犯了摄政王载沣的忌讳。王照邀同志上书资政院,递了六个抗议说帖。
凯约嘉湖上翻了船翻出一场笔墨官司
一九一六年七月,任鸿隽等人在绮色佳的凯约嘉湖上划船遇雨,差点翻船。他写了一首四言古诗寄给胡适,胡适回信嫌他小题大做,两人为死字活字争起来。梅光迪随后插进来骂,一场从改诗起头的笔仗,最后吵到了白话能不能写诗。
八条主张第一次登在杂志上是一封私人信
一九一六年八月胡适把跟朋友吵出来的想法归纳成八条,写信寄给陈独秀。十月这封信被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成为八事第一次公开露面。陈独秀回信催他写成文章,第二年一月才有了《文学改良刍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