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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主张写眼前的事
复古派喊了几十年,到万历年间有人反过来说:别学古人了,写你自己看见的。李贽说童心,袁宏道说性灵,徐渭说真我。这些话听着简单,当时是要挨骂的,李贽的书被禁了两回,人最后死在牢里。有人主张写眼前的事,不写古人的事。
民间小曲比诗还流行
万历年间最流行的是小曲,不是诗。沈德符说《打枣竿》《挂枝儿》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文人一边骂它淫,一边偷偷收集,冯梦龙还编成了书,编完自己写序替它说话。民间的小曲,比文人诗还流行。
一首诗能改一辈子
明人写诗,写完了不算完,还要改。改一个字能想几个月,改一句能想几年。有人刻了集子还改,再刻时出改正本;有人临死烧稿子。改的不是字,是那口气顺不顺,是那句诗站不站得住,是自己认不认。一首诗,明人能改一辈子。
画画的人多半是文人
明代画画的分两拨,一拨是画工,一拨是文人。画工接活收钱,名字不写;文人画画是余事,送人不卖。两拨人用的笔一样,纸也一样,可地位差得远。这个差别不在手上,在人上,画工一辈子也翻不过去。画画的人,多半是文人。
一幅画上题一堆字
明以前的画很少题字,名字藏在树石缝里。元人开始往上写,写诗、写年月、写送给谁。到明代题跋成了画的一部分,一张手卷后面能拖十几段题跋,题跋排下来就是这张画的流转账,一笔一笔都记着。一幅画上,题跋能拖十几段字。
吴门那几个人怎么画
苏州成化到嘉靖年间出了四个人,沈周厚、文徵明细、唐寅俏、仇英工。四个人路子不同,可都在苏州,都靠这一城的钱养着。吴门一派到文徵明手上成气候,他活到九十,学生满江南,画价一直不落。吴门那几个人,路子不同都在苏州。
董其昌把画分了南北
董其昌借禅宗的南北,把画分成两路:南宗王维一路是文人,北宗李思训一路是画工。南高北低,一套话压下来,画史重排。这套说法不算严密,可它替文人说了想听的话,一管就是三百年,改都改不动。董其昌把画分成了南北两宗。
写字比画画更要紧
文人学画先学写字。画的骨架是线条,线条的功夫全在写字上。赵孟頫说石如飞白木如籀,明人把这句当定理,学画先临帖。字写不直的人,画出来的线是软的,题一行字就把整张画面破了,还改不了。写字比画画更要紧,学画先临帖。
印章从凭信变成玩物
印章本是凭信,盖在公文契约上。明代多出一种印,盖在书画上,不证明什么,只表明是谁。文彭用石头刻印,刻出笔意,篆刻成了学问。闲章刻一句话,等于替自己说一句平时不好说的话,也不署名。印章从凭信,变成了书房里的玩物。
琴是弹给自己听的
古琴七弦十三徽,声音小,隔壁听不见。琴者禁也,弹琴是收心的,所以规矩多。明代虞山派讲清微淡远,严澂编谱,徐上瀛写二十四况。琴谱只记指法不记节奏,曲子全靠师徒口耳相传,谱只是骨头。琴是弹给自己听的,声音小到隔壁听不见。
鼓一响全场就静了
戏一开场先响鼓,鼓师坐在上场门边,面前单皮鼓和板。整场戏的快慢起落都从他手上出去。锣鼓有谱,叫锣鼓经,用仓才七台这些字记,口传不写。观众记演员,不记鼓师,可鼓师一换,味道就变。鼓一响,全场就静了,戏才开场。
一首曲子靠口传下来
中国曲子靠人传,不靠谱。谱只记音高和板眼,装饰音、气口、味道一概不记。所以一支曲子从师父嘴里到徒弟嘴里就会变,一变就变出流派。口传能活也会丢,老艺人一死,他会的那几十支曲子就没了。一首曲子,靠人的嘴传下来。
说唱的人最会看人
说唱这行眼睛比嘴忙。上台先看人:什么人、几张脸、听不听得懂,看明白了再开口。堂会要雅,庙会要响,开场留人,散场留扣。打钱也看人,一屋子人里出钱的就那么几个,把他们伺候住了,一天就有了着落。说唱的人,最会看台下的人。
一段书能说一个月
说书不说短段子,说长篇。《三国》说半年,《水浒》说三个月,一天一回。长篇靠扣子,说到最要紧处停住,一句且听下回分解就是钩子。底本叫梁子,几页纸,只记大事和回目,全靠说,说出来才活。一段书能说一个月,一天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