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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山上有九座庙的庙产被拨去办了一所佛学院
1932 年 8 月,太虚在重庆北碚缙云寺办起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刘湘下令征收附近九所庙宇的田产作固定资产。学院招青年僧人学藏文佛学,法尊从西藏回来教课并主持编译,1950 年停办。
拉萨圆寂了一位达赖,南京派大员翻山进去致祭
十三世达赖从 1913 年起在西藏办新政,练新军、设警察、办邮政、开电厂、建造币厂,也两次向西藏东部用兵。1933 年 12 月圆寂,国民政府追封名号,1934 年派黄慕松入藏致祭,随后在拉萨设驻藏办事处。
全国寺庙要登记,一张表填人、财产、法物
民国十七年内政部定了个规矩,全国每一座庙都要填一张表,表分人口、财产、法物三类,填完发给一张证。规矩前后改了三次,登记一直没停。北平照此登记了二十年,庙数一次比一次少,最后只剩下三分之一。
玉皇庙拿到一张登记证,上面写着总字第二十五号
登记完了要发证。北平社会局给玉皇庙住持陈旅清发了一张,纸不大,上面印着总字第二十五号,写的是校与寺庙登记规则尚属相符,落款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有这张纸,庙就算在册。可庙还是照样被卖。
顺义两百零三所新学校,一百六十所设在庙里
到民国二十二年,河北顺义全县有两百零三所新式学校,其中一百六十所设在从前的庙里。华北乡村的新学堂,多半是这么来的。佛像搬出去,课桌搬进来,县政府有时候还得派警察下乡帮着搬。搬的时候,村民不一定乐意。
和尚自己定了规矩,庙里该拿多少办公益
民国二十一年,内政部颁了《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次年又暂缓。佛教界索性自己拟了一份规则,报内政部批复,民国二十四年一月通令各地寺庙一体遵照。太虚那时候讲,公益该由佛教界自己办,官署只居监督指导的地位。
庙里一年收入五万元的拿一半出来办公益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内政部修正《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把征收标准大幅提高:年收益五万元以上的寺院,拿一半出来。浙江一个省转下来,新昌县十一月成立委员会,主任由县政府秘书兼第一科长担任,办公地址就设在县政府里。
庙产保管委员会七到十一人,和尚不许过半
民国十八年的《寺庙管理条例》第九条,把庙产的处置权从住持手里拿了出来:有僧道住持的庙,由县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和庙里僧道各派若干人,组成庙产保管委员会。委员会七到十一人,僧道不得超过半数。庙产怎么处分,由委员会公议。
北平登记了一千六百多座庙,关帝庙占最多
一千六百三十一座庙里,关帝庙二百八十六座排第一,观音寺一百二十一座第二。乾隆年间排第一的还是观音庵,一百八十年换了位置。数字变化未必是信仰变了,多半是数法变了:图上画得出来的,和有人来填表的,不是一回事。
一座庙里供着佛,也供着关公和土地
登记表的法物一栏,本来是给官府看的清单。填出来一看,文昌庙里坐着观音,佛寺里供着关圣、灵官、财神、龙王、娘娘。庙叫什么名字跟庙里供什么常对不上。香客挑的是灵不灵,不问这尊神属哪一教。
四十七座土地庙,清朝算僧庙民国算民庙
三十年代查内城四十七座土地庙,三十八座有明确管理人,其中三十一座由市民管。可清朝的册子上,这些庙几乎全是僧庙。不是和尚占了庙,是清朝看管庙的人是谁,民国看管理人是谁,口径一变,僧庙就成了民庙。
一座庙要有人担保,才算登得上记
民国登记一座庙,光填表不够,还得有铺子担保,这叫铺保。上海 1927 年的条例明写须有华界妥实铺保。北平东岳庙补报庙产,社会局派员去查作保米庄的信誉;换住持,要聚祥益布庄老板写保票。
社会局算了一笔账,庙有多少钱穷人有多少
1928 年 10 月,北平市社会局长赵正平给全市寺庙下训令,先摆账:寺庙至少一千九百五十九处,庙产二百万元以上,城里贫困人口十八万。然后要求各庙办贫民救济院、贫民工厂、贫民学校、医院。
一个落第秀才自己刻版印了一本拼音书
福建同安人卢戆章十八岁府试落第,从此不进科场。他到新加坡学英文,回厦门帮传教士译字典,琢磨出一套五十五个符号的拼法。光绪十八年,他把书稿一笔一笔抄在木板上,自己出钱刻印,在厦门五崎顶的书坊里印了出来。
戊戌年被通缉的翰林躲在天津写字母书
王照是光绪二十年进士,礼部主事。戊戌年他上书言事被堂官拦住,光绪一怒革了礼部六堂官,赏他三品顶戴。变法失败他上了通缉名单,逃到日本两年,回来潜居天津,冬天用芦中穷士这个笔名,写出一部《官话合声字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