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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蜀途中的从官戎衣
安史乱起,玄宗自长安仓皇奔蜀,从官与宫人在道途之上多改着戎衣、胡帽,束袍着靴,以求行路与自卫之便。昔日金紫满路的盛景,转瞬之间变为蒙尘改服,扈从官吏军士至成都者仅一千三百人。
天竺僧衣与佛幡锦缬
五天竺与师子国高僧东来,不空于天宝五载归国,进献白㲲、金宝璎珞等物。割截坏色的袈裟与缤纷的锦缬佛幡,大大丰富了汉地僧衣与寺院庄严的面貌,不空受赐紫袈裟,玄宗亲为披授,可见内廷供养之厚。
吐蕃使者的赭面毡裘
开元十八年,吐蕃重臣名悉猎入朝,受赐紫袍金带,却独独退还鱼袋,自称本国无此章服。其赭面、毡裘、韦褐的本色装束,与唐廷威严品色章服对照鲜明,其后赤岭立碑互市,一时归于和好。
拂菻僧与绣袍入朝
拂菻即东罗马,贞观十七年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方物。正史中并无进献绣袍的记载,此说于史无征,不足凭信;章怀太子墓客使图或有拂菻使者,学界尚有争议,只可存疑待考,所献诸物仍以正史为断。
中箭了自己拔出来血战到把云梯打掉
浑瑊本铁勒浑部,平朱泚、守奉天、御吐蕃,一身铠甲战袍穿至贞元。奉天城中中矢自拔、被血血战,击破朱泚云梁;朝廷临轩授钺,用汉韩信故事,戎服与礼义相济,好读《春秋》《汉书》,以礼自处。
元和中兴唐宪宗章服
宪宗削平诸叛藩,史称元和中兴,与削藩相表里的是重振金紫秩序:重申品色章服、置待漏院整朝参、准郑馀庆重定剑佩绶,又以玉带赐平淮西的裴度,一矫军兴赐服之滥,元和十二年平淮西,赐裴度玉带。
乾元元年百官章服复旧
两京收复、肃宗还京后,乾元元年以改元、享庙、南郊、册储诸大典普赐百官阶勋爵,重申常朝各依本品、鱼袋验合,把军兴权宜的紊乱服色逐步收回常朝法度,是乱后章服复旧之始,然整顿未彻,代宗以后军赏借绯犹多。
大历十四年禁侈靡葬服
德宗即位之初锐意矫弊,六月赦书减乘舆服御,令士庶田宅车服逾制者有司立法度,并罢珍贡、出宫女、毁逾制第宅。丧葬则重申明器依令、以素瓦为之、衣不用罗锦绣画,一革大历厚葬之俗。
贞元二年蕃客赐袍定制
唐制四夷君长使客来朝,例赐锦袍、金带、宝钿鱼袋七事,皆由鸿胪寺按等第拟授。贞元初唐蕃关系反复,韦伦归俘给衣、赵聿使蕃,赐服怀柔之礼运用得格外频繁,以衣冠金帛维系远人,威惠并行。
常参官服本色绫袍
贞元七年十一月,德宗因金吾将军沈房身着惨服入阁一事,采纳宰相董晋的建议,下令常参官朝会一律服本品本色绫袍、系金玉带,趋朝入阁不得奔走,以整齐衣饰、约束步伐来重新整肃朝廷礼仪。
内外官服色逾制成风
中唐以降,士人、豪富之家私衣朱紫、织用文锦者日益增多,服色公然逾制,上下贵贱几乎无别,朝廷虽屡次下诏严禁,却始终不能真正止绝,成为品色制度弛坏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太和六年王涯重定,亦收效有限。
节度观察使赐章服名目
中唐方镇赐服渐成体系,节度使、观察使各有鹘、雁等不同纹章,太和年间更将禽鸟瑞草纹样推及百官常服,用以辨别文武职任与品阶高低,真正做到了以纹章辨识职分,其源出于武周绣袍与开元诸卫袍文。
宦官绿衫绯紫渐升
中唐宦官掌管枢密、宣徽以及诸道监军之任,由旧日绿衫渐次蒙赐绯衣紫袍,地位高者佩金章鱼袋如同外朝大臣,其衣色随着北司权势上升而日趋显贵,外朝南衙为之侧目,其阶多出内降,不循资考。
将士赐服兼鱼袋成例
中唐凡因军功、使职蒙赐绯紫者,多按例兼带鱼袋,赐紫给金鱼袋、赐绯给银鱼袋,袍色与鱼袋连为一体,章服颁给范围由在任正员官扩大到将士、使府,几乎成为固定成例,赐而不兼鱼袋则恩礼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