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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圣旨是直译过来的白话
元朝的圣旨,多半不是文人写的文言,是从蒙古话一句一句硬译过来的白话。译的时候不敢改语序,也不敢润色,怕走样。所以读起来别扭,一句接一句,像绳子上的结。这种文体,后人叫硬译体,是元朝公文的一个怪样子。
圣旨开头那句,长生天气力里
元朝圣旨的开头,常是一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这是蒙古话的套语,说的是靠长生天的气力和大福荫的护助。译成汉语,句子就散了,可它必须这么写。这一句是格式,也是身份的标记,一看就知道是谁下的令。
公文里的话跟嘴里说的一样
元朝的公文不爱用文言,多用当时的口语。上头、根底、勾当、分付、那般者,这些词都是嘴里的话。写下来就成了公文,读起来像有人在跟你交代事情。这在公文史上少见,前朝后代都没这么写过。
一份公文要几个人签押才生效
元朝的公文,末尾要有一串签押。主官画押,属官画押,管文书的吏员也画押。签完了还要用印。少一个签押,文书就不作数。这一套是防弊的,也是追责的。出了事,顺着签押一个一个往上查。
元典章把公文原文抄了下来
元朝人编了一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把历年公文按类抄下来。抄的时候不改成文言,原样照录,连上头、根底这些白话词都留着。所以这部书读起来像档案,不像史书。今天研究元代的制度和语言,都靠它。
这种白话后来没人再这么写
元朝一亡,硬译的白话公文就没了。明朝的公文回到文言,虽然太祖也写过白话圣旨,可那是另一种口语,不是从蒙古话硬译出来的。元代这一路文体,成了绝响。可它留下的材料,一直在用。
词牌后面还跟着一个宫调名🏛 图证
词牌管句式,宫调管调门。同一个词牌能配好几个宫调,配哪个唱出来就是哪一支曲子。宋人词集在词牌底下注一行小字,写的就是宫调。周邦彦《清真集》注得最全,到南宋越注越少,因为词不唱了。那行字是给唱的人看的。
一首词分上下两片,那道缝最见功夫🏛 图证
片也叫阕,一片就是乐曲的一段。词照着曲子分段,两片的叫双调,三片四片的少见。两片之间那道缝最见功夫,接得太顺像硬切开,接得太远读者跟不上,这个接法叫换头。换头处往往也是换气处,宋人评词常拿过片说事。
慢词里有个字专门领着后面🏛 图证
慢词句子长,一口气读不下来,得有个字在前头领着,把后面几句提起来,这个字叫领字。常见的有对、渐、念、叹、正、甚,多半用去声,因为去声往下砸,砸下去后面才提得起来。柳永用得最多,周邦彦用得最密,辛弃疾用得最狠。
令引近慢是按长短分的四等🏛 图证
词按长短分四等,叫令、引、近、慢,这是按曲子分的。明人又按字数分成小令、中调、长调,五十八字以内算小令,九十一字以上算长调。两套尺子量同一件东西,比如《祝英台近》按字数是中调,按曲子是近。混着用就容易糊涂。
宋人唱的谱子今天只剩几个符号🏛 图证
姜夔十七首自度曲旁边注着谱,用的是俗字谱,一个符号管一个音。这套符号明清就没人认得,一直到音乐学家杨荫浏拿《事林广记》里的管色指法对照才解开。俗字谱记的是指法,乐器换了就读不出来,所以它死了,工尺谱活下来。
宋人的词集多叫乐府不叫词🏛 图证
宋人词集多数不叫词。柳永的叫《乐章集》,苏轼的叫《东坡乐府》,辛弃疾的叫《稼轩长短句》,姜夔的叫《白石道人歌曲》,黄庭坚的叫《山谷琴趣外篇》。叫乐府往汉魏比,叫长短句说句式,叫琴趣往雅里靠。单叫词是元明以后的事。
柳永一辈子,就在汴京的巷子里写词🏛 图证
柳永原名三变,排行第七,人称柳七,福建崇安人。他在汴京考了很多年进士,没中时靠给乐工歌妓写词过日子,到景祐元年快五十岁才中。词集叫《乐章集》,大半给歌妓写的,用的是口语。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一首雨霖铃把离别拆成几段写🏛 图证
《雨霖铃》一百零三字,写一场分手。上片写当场的动作,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下片写分手以后的想象,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时间有三层,今天傍晚、明天早上、以后几年。空间也有三层,长亭、千里烟波、楚天。
他把二十几个字的小令拉到一百多字🏛 图证
唐五代小令二三十字,只够写一个瞬间。柳永的慢词一百字起步,《戚氏》二百十二字。长的不是字数,是铺叙,一个瞬间变成一段过程。办法是加领字,一个对字一个渐字领起一串句子。慢曲子本来就有,缺的是愿意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