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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大学挤在长沙一所中学里开学
一九三七年秋,北平天津的三所大学往南搬,在长沙合组成一所临时大学。校舍是租的,图书仪器运不出来,校长也没有,校务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委会定。开学不到两个月南京失守,学校再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从此在昆明待了八年。
两百多个学生用脚走完了三千五百里
临时大学分三路入滇,走路这一路由十一位教师带着两百多名男生,从长沙经湘西、贵州走到昆明。六十八天,一千多公里靠两条腿,一天六毛钱,晚上挑脚泡。一路上做调查、采民歌、宣传抗日,走到昆明时人和出发时不一样了。
三万个孩子在炮火里被抢了出来
一九三八年三月,国共两党和各界妇女在汉口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任理事长,邓颖超是常务理事。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开院一个多月收下五百五十个孩子,此后各地设了六十一所保育院,八年收容近三万名难童,管吃管住还管上学。
每月八块钱,让战区学生把书念完
一九三八年二月,教育部颁战区学生贷金办法,家在战区的学生每月可领八到十元,先说是借,后来法币贬值等于不还,一九四三年改成公费。国立中学的学生一样有。八年间靠这笔钱从中学读到大学的有十二万八千人。
走的那天,李庄人在禹王宫演了最后一场戏
同济在四川李庄待了六年。三千人的镇子腾出九宫十八庙,把菩萨埋进土里,让出教室和宿舍。一九四六年复员,四月二十六日在禹王宫戏台上演完最后一场《原野》,人上船东下,李庄又安静了。
炮声里,清华的课表没有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平被围,清华园先解放。解放军在西校门贴出布告,要学校照常上课。全校二百六十九位教师留下,只有几个人上了南下的飞机。梅贻琦走了,冯友兰代理校务,一月三日《北平日报》写:清华已经正式上课了。
一家行商倒了全十三行替他还债
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有个规矩,叫保商:一家欠了外商的债还不上,剩下的人分摊。朝廷要的是税饷不断、洋人不出事,谁欠谁还它不管。这条规矩撑了一百多年,也把一批行商拖垮了。有研究者说,绝大多数行商一当上就已注定破产。
他囤了一万四千包丝,洋商一年不买
光绪九年春天,胡雪岩在上海囤了一万四千包生丝,垫进去两千万两。他想让洋行来跟他谈价,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争定价权。那年意大利蚕茧丰收,洋行转头去了欧洲。12 月 1 日,阜康钱庄关门。
一枚没有孔的铜钱顶十个方孔钱
制钱不够用了,铜比钱贵,官炉铸一批亏一批。1900 年广东开铸一种没有孔的铜钱,机器冲压,一枚顶十文。它解决了钱荒,也开了另一个口子:一枚铜元里的铜值不了十文,差额就是利润。各省看见就拼命铸,铸到最后自己也不值钱了。
一张荷兰文的股票涨到一千多两
1903 年,一个英国人在上海开了家橡胶公司,注册在荷属东印度。报纸上一篇长文说橡胶的用处一年比一年多。股票面值六十两,涨到一千六百七十五两。1910 年 7 月老板走了,三家钱庄当天倒闭,上海九十一家钱庄倒了四十八家。
钱庄开一张纸,洋行收了就当现银
洋商到上海做生意,最怕两件事:不知道对面那个中国商人靠不靠得住,也不知道该付什么钱。1846 年前后,上海钱庄想出一个办法:开一张五天到二十天的期票,华商拿它提货,洋商拿它去银行兑。这张纸叫庄票,认票不认人。
外滩六号挂上牌子,中国人第一次自己开银行
1897 年 5 月 27 日,上海外滩六号挂出一块新牌子。那一段江岸上,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一家挨一家,全是外国银行。这一天多了一家中国人的。它叫中国通商银行,英文名写的是 Imperial Bank of China。
他说这个名我来领,满屋子人拍了手
1905 年 5 月 10 日,上海各帮商董开会,商量怎么对付美国的华工禁约。议到要有人领衔发电报,屋里没人吭声。一个叫曾铸的福建商人站起来说,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由我领衔。满屋子人拍了手。
一张纸换一个人签在澳门
澳门圣安多尼教堂到大三巴之间,一条街挤着几十家猪仔馆。人被关在里面,等着上船去古巴或秘鲁。签的合同一式两份,中文一份、西班牙文一份,写的都是自愿。上了船,这个名字就不属于自己了。
为了把一条铁路赎回来邮传部办了一家银行
京汉铁路借洋款修的,路权押在人家手里。邮传部尚书陈璧算过账:要赎路,先得有一笔自己的钱;四政款项一直由外商银行代理,钱怎么走都是人家说了算。光绪三十三年他上折设交通银行,官股四成,商股六成,第二年龙抬头开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