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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人的厂子靠一间食堂管午饭
大厂人成千,工人住得远,中午回不了家。厂里办食堂,砌大灶、上蒸笼、摆长条桌,饭票按月发,凭票打饭。三班倒的厂子食堂一天开几轮,锅里的菜一锅接一锅,吃到的人各有各的说法,也各有各的怨气。
胡同口一口滚水几秒钟烫出一盘爆肚
牛羊的胃切成条,滚水一烫就捞,几秒钟,烫老了嚼不动。蘸一小碗麻酱,加酱油、醋、辣椒油、香菜。肚子分好几个部位,肚仁最嫩,散丹最脆,葫芦最厚。摊子就在胡同口,一碗一烫,趁热吃。烫肚子的水要一直滚,火小了就腥。
袜厂的女工一天看几百双袜子
袜厂的机器一转,袜子从上面掉下来,一双一双往下落。女工坐在机器前,看纱、接线、换针、摘袜子、验袜、配对、装箱。一天十小时,几百双。手快的多挣,手慢的挨骂。有人说,机器织袜子,人看机器。看机器的人也是机器的一部分。
几根竹竿弯起来盖一张芦席
滚地龙是上海棚户里最简陋的一种棚子:几根竹竿弯成弧形插在地上,盖芦席、盖破油毡,人要爬着进去。住的是从苏北、安徽、山东逃荒来的人,拉车的、挑粪的、捡破烂的。搭在空地上、河浜边、铁路旁。
一个院子住进十几户人家
原本一家住的四合院,民国以后住进好几户:正房一家,厢房一家,倒座一家,后院再隔出两间。各家在院里盖小厨房,占掉半边院子;一个水龙头全院子排队;电线从这家拉到那家。院子还在,可它不再是院子了。
几头骆驼就能驮走的房子
蒙古包是草原上能拆能搬的房子:木架子外头裹毡子,圆顶,顶上开一个天窗;墙是几片木格网,叫哈那,拉开是一片墙,合起来是一捆;顶是几十根木杆,叫乌尼,一头搭在墙上,一头搭在天窗的圈上。
几十根杆子撑起来的一个家
撮罗子是大小兴安岭鄂伦春人住的帐篷:几十根桦木杆搭成一个圆锥,底下散开,顶上聚拢,留一个口出烟;外头围桦树皮或者兽皮,夏天围桦树皮,冬天围狍皮;圆锥底下一个火塘,火塘边上铺兽皮。
几十个院子连成一片
晋商大院是清末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一带商人盖的大宅:几进院子并排,一条巷子通到底,几十个院子连成一片;墙高,屋顶是单坡的,雨水往自家院里流;院与院之间有门相通,门一关各是一院。
一辆自行车要攒几年钱
一九二〇年代,上海一辆英国进口自行车要七八十块银元,国产或二手的要三四十块。学徒一个月挣五六块,小学教员挣二十块,一辆车要攒三四年。买得起的是邮差、跑街的、洋行职员和少爷。有了车,跑街的一天能跑十几家铺子,邮差一天能送三百封信。
从日本找回来的那些书,让几个宗派重新有了依据
杨仁山随曾纪泽出使英国,两度在日本停留,托学僧南条文雄搜求中国失传的经论注疏,找回二百八十余种。《中论疏》《成唯识论述记》这些书回来,三论宗和唯识宗才重新有了依据。他自己没能编完《大藏辑要》。
一贯道从济南往外开荒,六年铺到几十万人
民国十九年张光壁接了一贯道的掌道权,把总坛设在济南,派人出去开荒建坛。二十二年点传师栗春旭到北平,在同乡周景成家里修了第一个佛堂。六年铺到鲁冀杭沪,道徒数十万。二十五年张光壁自命师尊。
几个书商和医生办了个学会专门跟鬼说话
民国六年秋杨璿、陆费逵、俞复、丁福保等在上海成立灵学会,设盛德坛扶乩,次年一月创刊《灵学丛志》。会员付费,庄士敦入会,严复赞助,黎元洪题了暗室灵灯。民国七年《新青年》集中刊文批判。杂志民国九年停刊,学会转回扶乩施药。
制造局里腾出几间屋子办了个翻译馆
一八六八年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请洋人口译、中国学者笔述,把西方科技书翻成中文。徐寿主持,先后出书一百六十多种,还办了格致书院和《格致汇编》。这种笨办法把化学、物理、机器制造搬进了中文。
那几年书店里卖的小说,翻译的比中国人自己写的多
晚清的书铺里,卖得最好的小说大半是翻译的。徐念慈在《小说林》上一年一年数,数出翻译的比自己写的多出一倍还不止。福尔摩斯一八九六年就到了中国,译名却乱成一团。吴趼人一边骂同行粗制滥造,一边承认自己被挤了。
几个留日学生在东京一间租屋里办了一个社
一九二一年六月,几个留日学生在东京郁达夫的住处开会,决定办一个社,出一本季刊。八月,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在上海出版,收了五十七首。十月,郁达夫的《沉沦》接着出。这两本书让一个新社团站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