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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与初唐瘦硬书风
褚遂良(596—约658)字登善,世称褚河南,由魏徵举荐为太宗侍书、鉴定二王真迹,太宗病危时与长孙无忌同受顾命。所书《雁塔圣教序》灵动妍美、瘦硬通神,另有早年龙门摩崖《伊阙佛龛碑》。
他学褚遂良学得更瘦,一块碑只剩日本的宋拓
薛稷(649—713)字嗣通,是薛道衡曾孙,家藏虞褚名迹,书法专学褚遂良而更瘦劲。所书《信行禅师碑》原石久佚,仅存宋拓孤本于日本。他又以画鹤名世,是初唐四家之殿军,亦书画兼擅之士。
三千五百字的草稿既是字帖又是一部书论🏛 图证
孙过庭活动于高宗武后时,四十始仕、官卑遭谗,垂拱三年(687)撰并草书《书谱》三千五百余字,今仅存上卷真迹。它既是草书法帖,又是系统书学名著,提出学书三阶段、五合五乖、古不乖时等论。
稿子上涂改的墨团没擦,后人推它为天下第二
颜真卿行书草稿以《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祭伯父稿》最负盛名,世称鲁公三稿。《祭侄文稿》书于乾元元年(758),痛悼安史之乱中殉难的兄侄,悲愤涂改,被后人推为天下第二行书。
抄经生一天抄几千字,抄出了一种字体
敦煌遗经多由职业写经生抄写,其工整楷书后世称写经体:起笔尖、收笔重、结字匀整。初唐长安宫廷写经卷末有写经列位,详列经生、校僧与监制,咸亨间经生王思谦等所书,最见当时制度之密。
写文章没词就翻这三部书里面还存着亡佚古籍🏛 图证
唐代类书编纂成就突出,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武德七年《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三部,汇辑典故辞藻,供士人撰文取资,其引文兼存亡佚古籍,后世辑佚者至今取焉,其体例亦为后世类书所沿。
避讳制度与文字禁忌
唐代避讳制度严格,朝廷公文文书须避君父名讳,以改字、缺笔等法处理。如世改作代,民改作人,避李虎讳就改虎字。这套规矩贯穿朝野日常书写,误犯了还有明文处罚。从诏令到写经,书吏落笔都得留心。
草原上立了千年的两块碑,到十九世纪末才有人读懂
8世纪突厥人在蒙古高原鄂尔浑河畔立《阙特勤碑》(732)与《毗伽可汗碑》(735),以字形方折的如尼式文字记述突厥兴衰。石碑在草原矗立千年,1889年被重新发现,1893年由丹麦学者汤姆森解读。
粟特文与丝路商旅
粟特人是丝路上最活跃的商胡,粟特语一度是中亚通用语。敦煌长城烽燧出土的4世纪初古信札、穆格山文书与吐鲁番宗教经典,记录了昭武九姓的贸易网络、契约制度与多元信仰,其字母更经回鹘、蒙古而东传。
火药最早是炼丹家烧炉子烧出来的
火药是唐代炼丹家在烧炼中撞出来的。中唐以后,人们摸清了硝石、硫磺、木炭混合后的燃爆性子,唐末已制成飞火一类火器用于攻城,完成了从丹房副产物到军用火药的转变。它先在丹房里烧手烧屋,后来上了城墙烧城门。
开元通宝与唐代度量衡
唐武德四年废隋末乱钱,改行开元通宝,钱文由欧阳询制词并书写,定下十文重一两的标准。唐代同时整顿度量衡,尺斗秤由太府寺每年八月校勘,加刻印记,从此度量衡趋于统一。有了共用的尺子,赋税和买卖才好算。
黄绿白三种釉往下淌其实全是陪葬的🏛 图证
唐三彩是唐代盛烧于洛阳、长安一带的低温铅釉陶器,以黄、绿、白等色釉交融流淌为特色,多作随葬明器,题材涵盖人物、动物与生活器皿。造型生动,釉色绚丽,唐代陶艺的手上功夫和开放气象都在里头。
他取经回来怕经书受潮先盖了一座砖塔
唐高宗永徽三年,玄奘为保存从印度取回的经像舍利,奏请在长安慈恩寺西院造砖塔,即大雁塔。初为五层,后改建成七层楼阁式砖塔,可登临,是唐代砖构高层的典范,也是丝路与中印往来的标志。
她让人铸了一根百尺高的铜柱,铜铁收遍天下
武则天证圣元年,朝廷在洛阳端门外铸造巨型颂德铜柱天枢。征购天下铜铁,调集能工巧匠分铸合装,柱高逾百尺,下有铁山基座,环以铜铸龙麟。这是一次国家级的巨型冶铸工程,官营冶铸的规模和手艺都摆在这里。
他改了算初一的方法让初一那天真是看不见月亮
唐武德二年,高祖诏令道士傅仁均制定新历。傅仁均首次采用定朔,按日月实际运行推算朔日,使初一必为真合朔,革除了平朔历月末见月、初二见朔的毛病。《戊寅元历》是历法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