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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胡同划出去以后中国人就不准在里面住了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国在北京签下和约,第七款把东交民巷一带划成使馆专用地,中国人不准在界内居住,各国可以自己派兵。界线不是画条线了事,附件里逐点标了英尺数。界内原有的衙门、王府、庙宇、民房,圈进围墙的一律铲平。
二十二个县划成不驻兵的地区,两年后自己立了个政府
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把长城以南冀东二十二县划成不驻兵的地区,中国军队撤到延庆、昌平、通县一线以西。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中央,第二天改称防共自治政府,存在了两年零两个月。
还都那天旗上多了一条黄布条,典礼上没有一国使节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在南京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地点选在战前考试院的旧址。国旗还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上面要加一条三角黄布条,写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到场没有一国使节,日本也没派常驻大使。
画舫摇到虎丘山下,十七个人开了一个会
宣统元年十月,苏州阊门外的阿黛桥边停着一条画舫。船上十九个人,两个是来宾,十七个是社员,里头十四个是同盟会员。船摇到虎丘,他们在山下的张公祠里开了一天会,选出三个编辑和一个书记。
火车上有人提了一句,二十个人就围着一张长桌坐下了
一九一九年九月,从北京回天津的火车上,一个女学生提议把两个团体里的骨干挑出来,另组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半个月后,男女各十个人在城南一间屋子里开了成立会,社刊叫《觉悟》。
他们宣告脱离家庭脱离婚姻,在城里过起了共产生活
一个记者在报纸上写了篇文章,说可以在城市里办一种半工半读的团体。半个月他就募到了钱,年底在北京成立,四十多人分四组,简章规定每天做工四小时,挣的钱归团体公有,买的书也归团体。
来今雨轩坐了十八个人,饭后他们有了名字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六中午,三个文人在公园的菜馆里请了顿饭,坐了十八个人。来的多半是北平的文人、教授和银行家。两天后,一位在场者的日记里第一次写下这三个字,这是这个社团名称最早的文字记录。
同一套主张分成了四个组织,四年后才坐到一起
一批从莫斯科回国的年轻人在上海各自拉起了小团体,宣传同一套主张,却互相不认。四个组织各自出刊物,吵了几年,到一九三一年才开成一次统一大会。统一大会那天选出来的书记是陈独秀。
信教的纳妾的做官的,这个会一个不收
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发起人里有李大钊和王光祈。会章定下三条门槛:信教的、纳妾的、做官的,都不能当会员,已经进来的也要清退。入会还得五个会员联名介绍。七年下来,这个会只收了一百零八个人。
学社开年会,一半时间花在跑工厂和乡下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几个留美回来的经济学者在上海发起中国经济学社,头一年社员不多,名气也不响。一九二七年总部搬到上海,马寅初接手,会员涨到五六百人,实业家和银行家占了约三分之一。他们的年会不只念论文,还要下到当地工厂和农村去看。
他们先跑完调查,才回过头成立这个会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陈翰笙在上海发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五百多人。可这个会成立之前,他已经带着人跑了四五年调查,无锡、保定、广东都去过。一九三四年八月选出理事长,同年办起《中国农村》月刊,薛暮桥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