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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跑到坟地里,去看脏腑
王清任是河北玉田人,在滦州、奉天一带行医。他不信古书上的脏腑图,跑到坟地、刑场去看真的人体。看了几十年,道光十年写成《医林改错》,画了新的脏腑图,还留了一张有名的方子:血府逐瘀汤。跑到坟地、刑场去看真的人体。
吴瑭把温病写成了一部书
吴瑭是江苏淮安人,十九岁那年父亲病故,他从此发愤学医。嘉庆三年,他写成《温病条辨》,把温病分成上中下三焦,一层一层治,每一层都有方子。这书让温病学派有了完整的体系,不再只是零碎的经验。十九岁那年父亲病故,他发愤学医。
霍乱从海路进来,一路往北
嘉庆二十五年,霍乱第一次从海路传进中国。先到广州、到福建,然后沿海北上,一路传到北京。这病来得快,一天泻几十次,人脱水脱得眼窝塌下去,几个时辰就死。当时没人知道该怎么治,只能看着人脱水。先到广州、到福建,一路传到北京。
林则徐给戒烟的人开方子
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一边收缴烟土,一边找医生配戒烟的药。他收集了十几种戒烟方,编成《戒烟断瘾前后两张方》,发给烟馆和善堂。这些方子多是替代、缓减的路子,不是硬断。他收集了十几种戒烟方,发给烟馆和善堂。
洋人在广州,开了个眼科医局
道光十五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新豆栏街开了眼科医局,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头一年看了两千多人,多数是眼病。他不收钱,只要求病人听他讲几句教。这间医局后来成了博济医院。头一年看了两千多人,多数是眼病。
王孟英写了一本霍乱的书
王孟英是浙江钱塘人,一辈子行医,见过好几次霍乱大流行。道光十八年,他写成《霍乱论》,讲这病怎么辨寒热、怎么分轻重、什么时候该清、什么时候该温。他自己治过很多,救活的不在少数。讲这病怎么辨寒热、怎么分轻重。
善堂里看病,不要钱
清代中后期,各地的善堂越办越多。善堂施医、施药、施棺、收养弃婴,钱从商人捐、地租出。病人来看病不要钱,抓药也不要钱。这套东西补上了官府管不到的那一块,也补上了人心里的那一块。善堂施医、施药、施棺、收养弃婴。
坊刻的医书越来越便宜
道光年间,书坊刻医书的多起来。刻一部《医方集解》只要几钱银子,比康熙年间便宜了一半。便宜的原因是纸便宜了、刻工多了、销路广了。医书从藏书楼走进了小药铺,也走进了郎中的药箱。刻一部医方集解只要几钱银子。
两个村子打了一场架
清代南方常有械斗。两个村、两个姓,为了争水、争地、争坟山,几十人上百人拿着锄头扁担打。打完死几个人,官府来查,抓几个为首的,罚一笔钱,事情就算完了。下一次争起来,还打,一直打到有一边人少了,或者水干了、地卖了。
别人把方子藏着,他一家一家抄回来
鲍相璈是湖南善化人,在广西武宣做官。他小时候见人得了好方子就藏着不给人,心里不服气,从此走到哪抄到哪,抄了二十多年。道光二十六年,他编成《验方新编》,九十九门、六千多条方子,收的全是便宜、好找、当场能配的药。
《吕刑》里有一句话:刑罚世轻世重。同一个罪,不同的世道判得不一样,这不是没原则。可这话最容易被拿去做加刑的借口——谁是乱世,谁来定?春秋时叔向说了一句更狠的:禹刑、汤刑、九刑,都是乱世才有的。
仰韶小口尖底瓶与曲蘖酒
小口尖底瓶底是尖的,放在地上立不住,过去猜它是打水的。后来人把瓶壁上的残留物刮下来验,验出了酒。陕西半坡和姜寨的十一件瓶子,淀粉粒、植硅体、霉菌、酵母细胞、方解石晶体,五种证据凑到一起。
陶甑与蒸饭
中国人吃蒸饭吃了八千年。可最早的甑不在黄河流域。它在钱塘江边一个叫跨湖桥的村子底下,比河姆渡还早一千年。那件东西形状像罐,底上开了一圈小孔,往盛水的陶釜上一搭,就是蒸锅。
神农尝百草与教民稼穑(传说)
这位管的事太多。种地是他,尝药是他,做农具是他,开集市还是他,四份差事,是战国到西汉陆续派给他的。考古那边,浙江上山的地层里,稻作驯化的比例从六成二涨到近八成。一万年的进程,被压成了一个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