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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六年袍袄纹样诏
太和六年六月,朝廷明定袍袄纹样等级:三品以上许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对孔雀绫,四五品地黄交枝绫,六品以下常参官小团窠、无纹绫及隔织独织,其余奇文异制一概禁断,并限月改易,令销毁奇锦。
太和六年妇人衣服制
太和六年王涯奉敕详度诸司制度,明定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襦袖不过一尺五寸,是唐代少有的以国家名义统一规定妇人衣裙裁剪尺度的尝试,意在矫奢辨等,终因习俗难改而未能久行。
禁高头草履与小彩
太和六年制度同时请禁吴越所织高头草履与奇彩缦成之履,仅允许平头小花草履等旧样通行,意在遏制鞋履织造的纤巧奢靡。禁令随整套制度一同弛废,实际成效有限,然所禁只在奇巧,平头小花草履仍许通行。
开成定常参官朝服之限
开成间文宗再申衣服舆马之制,令常参官各依本品服色、绫袍佩鱼执笏,逾期不改者重加黜责,并委御史台纠察,意在借重申太和旧制整肃朝班。然党争方炽、宦官用事,禁令终难持久,诏下而士大夫因循如故。
会昌抑佛与僧衣还俗
武宗会昌年间厉行排佛,五年大举拆寺,二十六万余僧尼勒令还俗、收充两税户,袈裟被弃而改著俗服。外来诸教信徒亦同勒还俗,缁衣之盛一时顿衰,唯河北数镇拒不奉行,景教、祆教僧三千余人亦同勒还俗。
宣宗复佛法与僧服
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之政,杖杀排佛道士,增置寺院,许旧僧重修废寺、依旧出家,由祠部给牒,缁衣袈裟重新公开披著,僧尼籍帐与僧官体系渐次恢复,所度僧尼仍由祠部给牒,三纲僧录相继除授。
归义军赐章服于河西
宣宗大中五年,沙州张议潮遣使者奉河西十一州图籍归唐,授归义军节度使,赐金紫章服,僚佐将士亦得绯紫,河西之地在吐蕃统治数十年后复见唐廷衣冠之制,莫高窟出行图与供养像即其形象写照。
翰林学士借绯紫定例
晚唐翰林学士与内廷供奉以他官充任,初入者官品未及而常借绯紫,入院既久、恩顾有加则改赐真章服,借绯借紫由权宜而成内廷惯例,章服与本品渐相分离,诸司使职、内廷供奉品卑服高者日众。
军功滥赏与衣紫者众
晚唐征讨频繁,朝廷以官爵服色赏功,军将偏裨乃至随军民吏多冒功得金紫,章服猥滥,朝会朱紫满庭而衣绿者少,服色军功之赏与实际品级严重脱节,朝廷虽立赐绯赐紫的考课年限,军兴之际辄从宽典,格令终成具文。
军卒号衣与诸镇服色
晚唐藩镇兵卒各有统一号衣,衣上或军中标识以记某军某将,春冬另给衣赐,朝廷与藩镇均凭服色记号辨认部伍、区号令,号衣成为军队组织与隶属关系的外在标志,兵为将有之私属色彩由此益显。
唐季赐紫绯与鱼袋之滥
唐末朝廷以服色笼络臣下,宦官、伶人乃至权势之流亦得赐绯紫、兼佩鱼袋,金紫银绯授予漫无等差,章服与鱼袋由重器而近于泛赏,名器之滥至唐亡而极,鱼袋佩者既众,其等第之意名存实亡,公私记载屡以为叹。
金铜带銙与庶人铁带🏛 图证
晚唐腰带带銙的材质与数量高下悬殊:三品以上金玉带、四五品金带、六七品银带、八九品鍮石带,庶人则铜铁带,带具成为比袍色更细密的身份刻度,考古出土带具亦可印证,玉金而鍮石而铜铁,等差森然。
女子大袖对襟衫裙
晚唐贵族女装以对襟大袖衫、高腰长裙与加长披帛相配,裙腰高束、衫袖宽博、帔帛绕臂,整体雍容丰肥。敦煌壁画与周昉画风余绪中的贵妇形象,集中体现了这种妆束的成熟面貌,衫袖阔大而裙腰高束,为其要处。
大袖纱罗衫与薄纱蔽体
晚唐贵族妇女有以极轻薄的纱罗为大袖衫者,薄纱蔽体而肌肤隐约,与长裙、披帛相配,《簪花仕女图》所绘最具代表性。惟该图作者与年代素有中唐、晚唐及南唐诸说,引用时须并存,其装束仍可作唐妆之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