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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孟英写了一本霍乱的书
王孟英是浙江钱塘人,一辈子行医,见过好几次霍乱大流行。道光十八年,他写成《霍乱论》,讲这病怎么辨寒热、怎么分轻重、什么时候该清、什么时候该温。他自己治过很多,救活的不在少数。讲这病怎么辨寒热、怎么分轻重。
见面先把袖子放下来
满人的袍袖口是马蹄形的,平时卷上去,见长辈、见上司,要把袖子放下来,垂手站着。这个动作叫「放挖杭」。汉人见面作揖,满人见面放袖,两种礼在清朝并行了二百年,谁也不服谁,谁也离不开谁。到了清末,马蹄袖先成了戏台上的东西。
一座贞节牌坊,立在村口
贞节牌坊是给守节的女人立的。丈夫死了不改嫁,守到老,或者守到死,由族人报官,官府核实,朝廷批准,才能立。旌表银只给三十两,剩下的宗族凑、亲戚帮,凑不齐的就一直等着。一座石牌坊要几百两银子,多数人家立不起,只能记在县志上,算「待旌」。
避讳避到缺了一笔
清代避讳很严。皇帝的名字,臣民不能写,不能念。写法要缺一笔,或者换一个字,避错了就是犯讳。康熙玄烨、雍正胤禛、乾隆弘历,一代一代往下加。写错了,轻的革职,重的杀头,还要连累一家人。避讳还改了几百年的古书,后人校书要一个字一个字往回抠。
别人把方子藏着,他一家一家抄回来
鲍相璈是湖南善化人,在广西武宣做官。他小时候见人得了好方子就藏着不给人,心里不服气,从此走到哪抄到哪,抄了二十多年。道光二十六年,他编成《验方新编》,九十九门、六千多条方子,收的全是便宜、好找、当场能配的药。
西周晚期的一件铜盘,一百三十三字,记了一场仗、一道命令。命令里点了三样东西:帛、积、进人。帛是布,积是粮草,进人是人。三样都要淮夷出,一样也不许少。这三样凑起来,就是一个政权的底子。
皋陶是后来追认的
皋陶这个名字,今天挂在法官的祖师爷位上。可甲骨上没有他,西周金文里也没有。他第一次出场是在战国的竹简上:立皋陶做李,李就是理,法官。三年之后,天下没有人打官司。这话是战国人写的,写得很动人,就是没有一件实物。
一个案子过几道手
汉人编的《礼记·王制》写了一套流程:史把狱辞报给正,正报大司寇,大司寇在棘木之下听,报给王,王命三公再听,三公报王,王宽宥三次才定刑。五道手。西周金文里,井叔一句话就判完了。
陶甗与复合蒸炊
淄博桐林遗址出土一件陶甗,通高一百一十五厘米,是全国出土最大的一件。甗是甑和鬲的合体:下头烧水,上头蒸饭,中间一层带孔的箅子。两件器粘成一件,蒸从此成了成套的流程。这么大一件,一次够十几人吃。
小麦传入后的粉食与面食
青海喇家出土过一碗四千年前的面条,长五十厘米,粗细均匀。检测下来不是麦做的,是粟和黍。粟黍没有面筋,揉不成团、拉不成条,只能塞进床子往下压。这是中国最早的粉食实证,磨粉这一步,比麦子早了一千年。
河姆渡的踞织机构件
河姆渡挖了两次,出了六千多件器物,奇怪的是,没有一块布。可织布机的零件,一件件齐了,骨头做的刀,木头做的轴,都带缺口。把这些零件拼起来,能拼出一台机器。人坐在地上,脚蹬着一头,腰拴着一头,布就从腰和脚之间一点点长出来。
河姆渡牙雕上的四条虫
一九七七年,河姆渡挖出一件象牙小盅,外壁刻着四条弓身的虫,有人说是蚕,有人说不是。国博办特展时,展牌上给蚕纹两个字加了引号。织机是真的,蚕是猜的,两件事挨着,却不是一件事。
西阴村的半个蚕茧
一九二六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挖出半个被割开的茧壳。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快一百年过去,学界倾向认为那是野蚕结的茧,不是家蚕。李济当年自己就说:一个孤证,推不出蚕业。
红山的介字形玉冠饰
二〇二四年,赤峰敖汉旗元宝山十五号墓出土一件介字形玉冠饰。顶部人字形,中间三角孔,两侧上卷成圆孔,是红山文化第一次发现。往南一千多公里,凌家滩出土的三件玉冠饰上半截几乎同形。
良渚玉琮上的戴羽冠神人🏛 图证
玉琮王重六点五公斤,是良渚玉琮之首。可它上面那个神人,只有三厘米高、四厘米宽,一毫米的宽度里,最多刻六条线。整块玉这么大,所有功夫都花在那八块指甲盖大小的地方。最费工的活,放在了最小的面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