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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完一场出来,还有两场等着
乡试三场,一场三天。第一场出来,隔一天再进;第二场出来,再隔一天;第三场考完才算完。中间那两夜,人住在省城的客店里,卷子留在贡院,行李自己扛着进出。这两天比考场里还难熬。第一场出来,隔一天再进;第三场考完才算完。
放榜那天,有人在榜下抢女婿
放榜那天,榜下站的不只是考生。有钱人家派人在榜下守着,看见年轻的新科举人,就上去拉,拉回家议婚。这叫榜下捉婿。抢得凶的时候,几个人拉一个,衣服都扯破。功名一到手,人就值钱了。有钱人家派人在榜下守着,看见年轻的就上去拉。
同一年中的叫同年一辈子互相照应
同一年中举、同一年中进士的,互称同年。同年要办同年会,要刻同年录,按年龄排次序不按名次。往后几十年,同年是最靠得住的一层关系——互相举荐、互相回护,一个人被参了,同年帮着说话。同年要办同年会,要刻同年录。
考场闹起来卷子撕了门也砸了
科举也会闹。题目出错、供给太差、考官不公、榜上有弊,考生就闹。闹起来写揭帖、罢考、砸门、抬神像进贡院。闹得大了,考官革职,这一科重考;闹得小的,带头的枷号,其余的人接着考。题目出错、供给太差、考官不公、榜上有弊。
外省人跑到顺天考试一开口就露了
顺天乡试的名额比外省宽,外省人就想办法冒籍。买一个籍、寄在亲戚家、改祖籍,都有人干。可顺天进场前有一道审音——考官站在门口问你几句话,听的是口音。南方口音冒充北籍,一开口就露了。买一个籍、寄在亲戚家、改祖籍。
留学生回国要考一场,考中了给进士
科举废了,功名还得给。学部定了个办法:留学生回国要考一场,考最优等的给进士,优等的给举人。考完了再廷试一次,按成绩分等授官。几年里考了七回,取中一千四百多人,多半是从日本回来的,留欧美的少。考最优等的给进士。
举人秀才去学十个月出来教小学
学堂办起来了,缺教员。朝廷的办法是办师范传习所:招举人、贡生、秀才,学十个月,出来教小学。省城办初级师范,州县办传习所,还请日本教习来教。老读书人换了一身衣裳,站到新讲台上。招举人、贡生、秀才,学十个月。
三岁的孩子进蒙养院,保姆是节妇
光绪二十九年定蒙养院章程,收三岁到七岁的孩子,是中国最早的学前教育。可章程写得怪:蒙养院附在育婴堂、敬节堂里,保姆从乳媪和节妇里挑,不许未嫁的女子当。学堂开到了幼儿,观念还留在旧处。收三岁到七岁的孩子。
当官人家的孩子单编一卷单算名额
乡试的榜上,官卷和民卷分开。当官人家的子弟另编字号,另定名额,不跟普通考生挤一处。这条规矩防的是两件事:官宦子弟挤占民籍的额,和考官见了权贵子弟不敢不看。名额定死了,几十年不动。当官人家的子弟另编字号,另定名额。
县志里一年一年记着改门
一个县文风不振,知县先想的不是换先生,是改门。文庙的门朝哪边开、泮池挖在哪、学宫该不该整个搬走,县志里一年一年记着。改完了科第起来,功劳记在门上;没起来,接着改。改了几十年,钱花了不少,科第到底起没起,谁也说不清。
秀才们到文庙哭了一场哭掉十几条命
顺治十八年,苏州吴县的秀才们到文庙哭了一场。哭的是刚死的皇帝,告的是本县知县。结果是十几个人掉了脑袋,其中一个叫金圣叹。这件事在江南传了三百年,读书人一提就沉默。哭的是皇帝,告的是知县,死的是秀才。
考官出京一趟收的礼比俸禄多
考官出京,一路有人送。到了省城,督抚送下程,州县送程仪,考完了,门生再送贽敬。这些钱不写在俸禄里,可谁都知道该送多少。清朝禁过很多回,禁不住,因为这一行的规矩比禁令硬。送的人不心疼,收的人不心虚。到了省城,督抚送下程。
一个字没写就交卷,这叫曳白
考场上有两种人最丢脸。一种是坐满三天,一个字没写,交卷出来,叫曳白。一种是被巡场的兵在号舍上贴一张纸,赶出考场,叫贴出。落榜是本事不够,这两种是连本事都没使出来。一个是写不出,一个是没资格写。坐满三天,一个字没写。
几个人凑本钱,先写一张纸
一个人本钱不够,就找人搭伙。搭伙不是口头说一声,要立一张合同:谁出多少银,谁出力算几股,几年一算账,亏了怎么赔,中途不许抽本。这张纸一画押,几个人就绑在一块儿了。约上写的不是交情,是日后吵架时谁有理。
铺子不是自己的,可铺子能卖钱
城里的铺面多半是租的。租来的铺子不能卖,可铺底能卖——铺底是铺子里的柜台、货架、装修、老主顾,还有那块招牌攒下的名声。一间铺子转手,转的不是房,是铺底。铺底钱有时候比房钱贵几倍。租来的铺子不能卖,可铺底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