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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看清初唐衣服多亏他画的这些人
初唐宫廷画家阎立本以工于形似著称,《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等传世作品写实记录了初唐君臣的袍服、冠冕与宫女妆束;他还图写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是后人辨认初唐衣冠最直接的图像依据。
武德元年改银鱼符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改隋代银菟符为鱼符,随身符验由周隋虎、菟系统转入李唐鱼形系统。此事《旧唐书·舆服志》作银鱼符,本纪及《新唐书》作铜鱼符,异说并存;铜鱼符以起军旅,随身鱼符盛以鱼袋,二者非一事。
一次内宴上她赏给群臣一种高头巾子
天授二年,武则天于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幞头内衬巾子由低平方平转而高起分瓣,首服为之一变,流行于武周、中宗之世;《云麓漫钞》则系证圣二年,以丝葛为之,与天授之样或为先后两种。
五品以上腰里挂一条鱼,左半留宫里右半自己带
鱼符是唐代五品以上官员随身佩戴的符契,盛以鱼袋、系于腰间。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符上题官职姓名,凭合符勘验以应召传信、防止诈伪;左二右一,左藏内廷、右付本人,卸任交还,不刻名者传于继任。
天宝元年赐金紫之滥
天宝改元以后,恩赏日繁,金紫章服、借绯借紫渐滥。贵臣、供奉、边将多以恩泽得赐,佩鱼服朱紫者充斥。章服本以酬劳功次,至是几成近幸常态,开元二十五年非战功不赏绯紫之敕至此名存实亡。
穿朱紫的宦官一千多人比制度允许多得多
开元、天宝间宦官数量膨胀,《旧唐书·宦官传》载品官黄衣以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旧制宦者多衣白、黄,至是高品大珰蒙恩衣绯紫、佩鱼,服色逾于常制,开中晚唐宦官典军预政之渐。
天竺僧衣与佛幡锦缬
五天竺与师子国高僧东来,不空于天宝五载归国,进献白㲲、金宝璎珞等物。割截坏色的袈裟与缤纷的锦缬佛幡,大大丰富了汉地僧衣与寺院庄严的面貌,不空受赐紫袈裟,玄宗亲为披授,可见内廷供养之厚。
花钗步摇与梳栉满头
中唐贵妇盛装满头插戴花钗、步摇与大小梳栉。制度上命妇花钗自一品九树至五品五树有等差,步摇缀垂珠、步则摇动,梳篦也由用具变为头饰。元和以来插戴过繁,文宗屡诏限制,禁令虽下而风不改。
元和宫中高髻险妆
元和以来内廷妇人梳高髻、作险妆,去眉开额、广插钗梳,金银首饰过繁。文宗即位后屡下诏禁断,命妆梳依贞元旧制,禁令在大和、开成间,所针对的正是元和以来的积习,诏下而人多怨望,事竟不行。
翰林学士借绯紫定例
晚唐翰林学士与内廷供奉以他官充任,初入者官品未及而常借绯紫,入院既久、恩顾有加则改赐真章服,借绯借紫由权宜而成内廷惯例,章服与本品渐相分离,诸司使职、内廷供奉品卑服高者日众。
唐季赐紫绯与鱼袋之滥
唐末朝廷以服色笼络臣下,宦官、伶人乃至权势之流亦得赐绯紫、兼佩鱼袋,金紫银绯授予漫无等差,章服与鱼袋由重器而近于泛赏,名器之滥至唐亡而极,鱼袋佩者既众,其等第之意名存实亡,公私记载屡以为叹。
大袖纱罗衫与薄纱蔽体
晚唐贵族妇女有以极轻薄的纱罗为大袖衫者,薄纱蔽体而肌肤隐约,与长裙、披帛相配,《簪花仕女图》所绘最具代表性。惟该图作者与年代素有中唐、晚唐及南唐诸说,引用时须并存,其装束仍可作唐妆之参照。
市舶使与外贸管理
市舶使是唐代管理广州蕃舶贸易的专官,始置时间一说开元二年,学界尚有争议。其职掌蕃舶抽分、宫廷收市与接待进奉,人选多由宦官或地方长官兼领,唐末成为朝廷要利,开宋元市舶制度之先。
册立皇太子与册后大礼
太子号称国本,皇后母仪天下,册立皆行临轩册命大礼,由重臣持节奉册、授绶宣命。贞观十七年立晋王李治,永徽六年立武昭仪为后,都曾行此盛礼。典礼堂皇的背后,牵动的是储位废立与朝局更迭。
褚遂良与初唐瘦硬书风
褚遂良(596—约658)字登善,世称褚河南,由魏徵举荐为太宗侍书、鉴定二王真迹,太宗病危时与长孙无忌同受顾命。所书《雁塔圣教序》灵动妍美、瘦硬通神,另有早年龙门摩崖《伊阙佛龛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