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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通奢靡与金翠复盛
懿宗好尚奢靡,宴乐、奉佛、游幸全无节度,同昌公主出嫁与咸通迎佛骨皆穷极金玉锦绣,文宗以来的俭约之禁尽行弛废,京师民间金翠锦绣重新炽盛,同昌公主一事尤见内库用度之无节,史家以为乱政之兆。
他不裁衣不做鞋,靠翻旧账把隋朝的衣冠排齐🏛 图证
牛弘是大业年间定章服的主持者,做法是先翻旧账:前朝有的照用,古礼有而眼下缺的翻经传议定。天子服制一次定出八等,臣子按品配冠梁绶带佩玉。开皇以来章服淆乱的局面,至此重新排齐。
大业元年始制章服
大业元年炀帝诏牛弘、宇文恺等宪章古制、创造衣冠,天子服定八等,自天子至胥吏服章皆有等差。此年功在立制搭架,非定色;朱紫通服与大业六年品色诏关系更直接,两事混为一年是类书疏误。
晋书五行志服妖新鉴
唐初官修《晋书·五行志》承袭汉儒天人感应之说,罗列历代服妖,把奇装异服视作灾异兴亡之兆,为初唐人以服色、装束论政教盛衰提供了一套现成话语,其体例影响及于后世正史,直至《宋史》犹然。
杨贵妃与石榴红裙🏛 图证
杨贵妃以丰肌丽质、善歌舞承恩,霓裳羽衣之舞披帛衫裙,飘飘有凌云之态。唐世红裙通称石榴裙,宫中盛行;然正史明载杨妃所好实为郁金香染就的黄裙与危巧假髻,后世以石榴红裙专属杨妃,多属诗人增饰。
开元二年焚锦绣于殿前
开元二年,玄宗以风俗奢靡,下诏将宫廷珠玉锦绣等焚于殿前,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后妃以下毋得服珠锦绣;又罢两京织锦坊,旧有锦绣听染为皂。一把火宣告去奢从俭,成为开元之治开场的标志性一幕。
开元二年禁百官服金翠
与殿前焚锦绣同年,朝廷明立禁断:百官服饰、诸王所用,不得饰以金翠珠玉,士庶之家毋得服锦绣;又定妇人衣服各依其夫、其子品色,使服制与家内身份相准。违者杖一百,以法令整齐天下穿衣。
天宝元年赐金紫之滥
天宝改元以后,恩赏日繁,金紫章服、借绯借紫渐滥。贵臣、供奉、边将多以恩泽得赐,佩鱼服朱紫者充斥。章服本以酬劳功次,至是几成近幸常态,开元二十五年非战功不赏绯紫之敕至此名存实亡。
锦靿靴与宫人红锦靴
乌皮靴之外,盛唐宫廷有以织锦饰靴筒的锦靿靴。《中华古今注》记大历二年宫人着锦靿靴侍立,其风可上溯开天;原文并无红字,后世红锦靴之称已属添饰,多与胡舞宴乐相连,与官靴之制本不同科。
裙上的花鸟细得像头发丝,鸟只有小米粒大
中宗初安乐公主下嫁武延秀时,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以缕金织花鸟,细如丝发,鸟大如黍米而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此轻薄罗裙罩于他裙之外,事在中宗朝,而实启开元、天宝宫廷竞巧之风。
一条裙子从正面看侧面看日中影中颜色都不同
安乐公主命尚方以百鸟羽毛织裙,正看、旁看、日中、影中四看异色,百鸟之状并见,两腰计价百万、一献韦后。仿效成风致江岭珍禽采尽,开元初玄宗纳姚崇、宋璟之议,焚奇服于殿廷,此风乃息。
把金粉调胶在罗衣上画花省金又见光
金泥、银泥是以金银粉调胶在罗衣上绘印纹样的工艺,金光内敛而省料。隋炀帝有云鹤金银泥披袄、武则天有赭黄罗银泥袄,唐诗及李存勖薄罗衫子金泥缝可证,安史乱后朝廷屡下禁令,用金之法赖近世考证而明。
内外官服色逾制成风
中唐以降,士人、豪富之家私衣朱紫、织用文锦者日益增多,服色公然逾制,上下贵贱几乎无别,朝廷虽屡次下诏严禁,却始终不能真正止绝,成为品色制度弛坏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太和六年王涯重定,亦收效有限。
穆宗长庆宴乐百戏盛妆🏛 图证
穆宗长庆之世好宴乐,丹凤门陈俳优百戏、神策军观角抵杂戏,倡优竞为华服奇妆,诸寺盛饰。丁公著以天宝以来奢靡成风进谏,帝嘉纳而终不能改,谏臣之言虽切,而人主之好终难夺,百戏名目至中唐愈繁。
他上疏要求停做缭绫,还在淮南把袖子裁短
李德裕长庆间镇浙西,两度上疏谏罢银妆具与可幅盘绦缭绫之进奉,文宗朝在淮南切实裁减妇人宽袖长裙,会昌朝拜相整顿章服浮华,一生以禁断淫巧、抑制奢靡为务,谏缭绫、裁宽袖二事最著,惜人去而政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