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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买卖赔了、懒得种地,一家收进官府
同一条法里还有一句,前后对着:努力种田织布、交的粟帛多的,免掉本人的徭役;做买卖赔了本、或者懒得种地而变穷的,一家子收进官府。前一句是奖,后一句是罚,中间只隔了一个穷字。
管仲按地的肥瘦分等收税
《国语·齐语》记了管仲一句话:相地而衰征。衰是递减,看地的肥瘦定税的轻重。肥地多收,瘦地少收。这一句话把税从按人头摊改成了按地力算,是春秋最早的一次,也是后来一切土地账的起点。
到了乾道二年,三路只剩两家
宋朝的市舶司最多时有四个,分属广南东路、两浙路、福建路。乾道二年,一一六六年,两浙路的市舶司罢了,杭州和明州一起撤,只留福建、广南两路,也就是泉州和广州两家。理由写在诏书里:收的少,花的多。
养一匹官马一年要二十七贯
熙宁年间官养一匹马,一年要二十七贯。那时候一石米大约一贯,二十七贯就是二十七石米,够一个五口之家吃一年。草料占一半以上,还有马夫、医药、蹄铁鞍具。养一年等于再买一匹,所以养马是赔本买卖。
福建一个镇上全是书坊刻的书最便宜
宋朝刻书主要在汴京、杭州、成都、眉山、建阳几处。分这几处是因为纸、木、人三样都便宜。建阳在福建北边,麻沙镇上一条街全是书坊,有的刻几代,刻历书、医方、尺牍、小说这些官刻不刻的日用书,最便宜也卖得最多。
书末几行小字写着这书卖多少钱
书刻完要在书末或书首留个记号,叫牌记。上面写书坊名字、刻书时间、地址,有的写价钱,有的写不许翻刻。书里讲圣人的话,牌记讲谁花了钱。一部书多少钱能推出纸价、工价、利润,这些正史里没有,牌记里写着。
柜台从地上码到房梁的布庄
买布去布庄,一间门面,柜台上码着一卷一卷的布,从地上码到房梁。绸缎庄不一样,布少,摆在玻璃架子后头。布庄卖本色布,白的最便宜;绸缎庄卖颜色,一匹绸几两银。布庄有字号,字号挂在门楣上,字是请人写的,写得好的匾值钱。
嘉靖皇帝在宫里炼丹
嘉靖信道信到不上朝,住西苑二十多年,设坛、写青词、炼丹药。宫里养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都封了伯爵。丹药主料是朱砂、水银、铅、硫黄,吃下去人发燥、牙发黑。嘉靖四十五年死在乾清宫,死因说是丹毒。丹炉一天不熄,朝就一天不上。
干到第三年才有人跟你谈股
学徒满师成伙计,伙计干得好,掌柜会跟东家提一句,给他顶几厘生意。顶股不出钱,出的是本事和名声。三年一账期,算完账分红,顶股的分红跟银股一样。顶了股的人不敢走,走了股就没了。学徒满师成伙计,干得好才顶几厘生意。
东北的边墙与柳条边
清朝在东北修的不是长城,是柳条边。土堤三尺高,堤上种柳条,编起来就是墙。边上有边门,有兵查票。修这条边的意思,不是防外敌,是不让汉人随便进去。边里的地,清朝想留给旗人。这条边,后来自己废了。土堤三尺,堤上种柳,两千里三段。
药材也分三六九等
同一种药,产地不同、采的时候不同、加工不同,价钱差十倍。清代的药材行有规矩:按产地分道地,按大小分等,按干湿分成色。等级一定,价钱就定,买卖不用一样一样看,报个等级就行。按产地分道地,按大小分等,按干湿分成色。
几个人一起推那排皮囊
汉代冶铁用橐鼓风,皮做的囊,一头接陶管通进炉子,几个人轮着推拉。山东滕州宏道院画像石上刻着一排橐和踩橐的人。《淮南子》说鼓橐吹埵以销铜铁。风一断炉温就掉,铁水凝在炉里,所以冶铁作坊最怕风停,人得轮班换着踩。
马病了也得请大夫
汉代马政重,边塞与驿站都养马,马病了要治。居延汉简里有治马病的方子,也有马病死上报的记录。《汉书·艺文志》数术略里有《相六畜》,是看牲畜的书。兽医比人医更早需要成批处理,因为马是成群的,一匹病了会传一片,所以方子偏重传染与外伤。
北魏把贪赃的线从二丈绢压到一匹
北魏前期官不给俸禄,太安四年定的赃罪线是二丈绢即斩。太和八年班禄,同一道诏里就说定: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刑罚志》记得更细,义赃一匹、枉法不论多少全死。那年秋天派使者巡行,因赃被杀四十余人。
两兄弟自费印的书,半年只卖出去二十一本
周氏兄弟在东京自费译印了两册外国短篇小说,钱是朋友垫的,寄售处一家在东京一家在上海的绸缎庄。半年下来,第一册卖掉二十一本,第二册二十本,第三册只好停板。十几年后重印,这本书才被人认出来是直译的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