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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元年改银鱼符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改隋代银菟符为鱼符,随身符验由周隋虎、菟系统转入李唐鱼形系统。此事《旧唐书·舆服志》作银鱼符,本纪及《新唐书》作铜鱼符,异说并存;铜鱼符以起军旅,随身鱼符盛以鱼袋,二者非一事。
武德令品色衣制度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初定舆服令,至武德七年颁行,首次以服色全面标识官品: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腰带、鱼袋、巾履各有等差。此后虽经贞观、显庆、上元屡次调整,紫绯绿青的品色框架终唐不改。
说她方额广颐是后人追述,真正变的是制度
武则天由皇后而皇帝,主政期间朝衣冠饰新变迭出:改鱼为龟、赐绣袍、诸卫章纹各别、岳牧赐铭袍,女子妆梳也随之一改旧样。后世所谓方额广颐之相仅属追述,真正可征的是这些制度更张。
永徽二年给随身鱼
永徽二年,朝廷给开府仪同三司及在京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官员颁发随身鱼袋,鱼符由军国信物变为官员日常佩饰,佩鱼之制自此大行。给鱼月分《唐会要》作四月、《旧唐书》作五月,小有异文。
咸亨三年赐新鱼袋
咸亨三年五月,朝廷给五品以上官员赐新鱼袋并饰以银,三品以上另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鱼袋由此由合符凭信进一步荣宠化、章服化;永徽五年已许薨亡者随身鱼不追收,去官纳还之制渐弛。
垂拱二年外官带鱼
垂拱二年正月,武则天下诏诸州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袋,鱼袋之荣由京官推广至外镇,意在均内外之宠,安抚并笼络各方地方大员,鱼袋自此由符契之信渐变为章服之饰,佩者日众,遂为章服定式。
五品以上腰里挂一条鱼,左半留宫里右半自己带
鱼符是唐代五品以上官员随身佩戴的符契,盛以鱼袋、系于腰间。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符上题官职姓名,凭合符勘验以应召传信、防止诈伪;左二右一,左藏内廷、右付本人,卸任交还,不刻名者传于继任。
旧唐书舆服志溯源初唐
《旧唐书·舆服志》虽成于五代后晋,却系统追记武德、贞观、永徽以来的衣冠车马制度,保存大量唐代令式原文,是研究初唐服制最核心的文献;其中羃䍠改帷帽、妇人着履诸条,为考索初唐风俗最直接的依据。
宋人重写的唐朝衣服志,好读,可原话没了
《新唐书·车服志》为北宋欧阳修、宋祁等重修唐史时所设,以类相从重述唐代衣冠、鱼袋、绣袍诸制,文辞简括、纲目清晰,可与旧志互校;其五行志另记羃䍠、帷帽之替,可与车服志相发明。
百官常服入朝与待漏🏛 图证
唐代官员常朝裹幞头、穿圆领缺胯袍、束革带、蹬乌皮靴,袍色按品分紫绯绿青;天未明即骑马至宫门候朝,时称待漏,专用待漏院晚至元和初才置;章怀太子墓出行仪仗图所见官员,皆幞头、圆领袍、革带、乌靴。
张嘉贞请终身佩鱼
唐制官员佩鱼符、鱼袋,以为身份与应征召的凭信,然罢任、致仕即须解去。开元九年,中书令张嘉贞奏请致仕官可终身佩鱼,玄宗从之。鱼袋自此由在职凭证渐转为可伴终身的荣宠,章服之制为之一变。
赏你紫袍就配金鱼袋赏绯袍就配银鱼袋
唐制恩制赐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衣紫则佩金饰鱼袋,衣绯则佩银饰鱼袋。自景云定鱼袋金银之装,至天宝恩命日繁,服朱紫、佩鱼者遂众,鱼袋由符信渐成荣宠,防伪之意日淡,矜夸之味日浓。
吐蕃使者的赭面毡裘
开元十八年,吐蕃重臣名悉猎入朝,受赐紫袍金带,却独独退还鱼袋,自称本国无此章服。其赭面、毡裘、韦褐的本色装束,与唐廷威严品色章服对照鲜明,其后赤岭立碑互市,一时归于和好。
贞元金紫与检校官佩鱼
贞元年间,各节度使、观察使府的僚佐多带有检校官与御史宪衔,由府主奏请朝廷赐给绯紫、佩带鱼袋,使章服随幕府官阶大为普及,成为中唐士人绕开吏部铨选而迅速显达的一条仕进捷径,其得之易,名器遂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