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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墓志上刻了两种字
辽代的墓志,常常一面刻汉字,一面刻契丹字。有的用大字,有的用小字,看墓主的身份和年头。两种字对着一块石头,说的是同一件事。这种对文,是后来破译的钥匙,一个字一个字对着看,才定得下音和义。
无字碑上刻了看不懂的字
乾陵武则天那块无字碑,碑面上刻着一段字,不是汉字。金天会十二年,一个女真皇弟带兵路过,写了篇题记让人刻上去。这篇《郎君行记》用的是契丹小字,旁边还刻了汉文。两边对着看,成了破译小字最重要的一块材料。
破译契丹字,从年号和干支下手
契丹字躺在石头上七百年,没人认得。二十世纪开头,庆陵的哀册被挖出来,字才开始有人研究。破译的法子不是硬猜,是找抓手:先认汉语借词,再认年号、干支和数字,一个原字的音值定下来,别的就跟着松动。
得胜陀碑上,两种字并排
大定二十五年,金朝在太祖起兵的地方立了一块碑,叫大金得胜陀颂碑。碑阳刻汉字,碑阴刻女真文,说的是同一件事。这块碑立在吉林扶余的野地里,八百多年没挪。两边对着看,是今天学女真文最好的一块材料。
女真文留下的碑只有几块
今天能见到的女真文石刻,连十几种都不到。有名的就那么几块,得胜陀颂碑、开封的女真进士题名碑、奥屯良弼的两块碑,还有朝鲜的几处摩崖。数量太少,研究起来就像拼图,缺的比有的多,很多字只能靠对文推。
文海把字按韵排开,分声调再分韵
西夏人自己编了一部《文海》,把六千多个字按声韵排开,一个字下头注音、释义、举例子。排法是先分声调,再分韵,同韵的字挨着。这样查字,先想读音,再翻页。它跟汉人的韵书是一个路子,说明编书的人见过韵书。
一部字典要收六千字还得注音
西夏人编过一部《音同》,按声母排字,同音的字堆在一处,收了六千多个。同音堆在一起,就得注清哪个是哪个,所以每个字底下都要写清用法。这样的书编起来极费劲,可它把整门字的音系定住了,后来的人靠它才摸得着路。
凉州碑一面汉字一面西夏文
武威大云寺有一块碑,天祐民安五年立的,记修护国寺塔的事。碑阳是西夏文,碑阴是汉文,两面说的是同一件事。这块碑在地里埋了几百年,嘉庆年间才被人认出来。认出来的那一刻,西夏文才重新被人知道。
圣旨开头那句,长生天气力里
元朝圣旨的开头,常是一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这是蒙古话的套语,说的是靠长生天的气力和大福荫的护助。译成汉语,句子就散了,可它必须这么写。这一句是格式,也是身份的标记,一看就知道是谁下的令。
元典章把公文原文抄了下来
元朝人编了一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把历年公文按类抄下来。抄的时候不改成文言,原样照录,连上头、根底这些白话词都留着。所以这部书读起来像档案,不像史书。今天研究元代的制度和语言,都靠它。
填词要按谱,多一个字也不行🏛 图证
谱上写着这个牌子几句、每句几字、哪个字可平可仄。宋人手里的谱是曲谱,靠耳朵判断对错,会填词的人得先会唱。明朝唱法失传,张綖才把平仄抽出来做成表,门槛一降,填词的人多起来,可填出来的东西读着顺、唱着未必顺。
令引近慢是按长短分的四等🏛 图证
词按长短分四等,叫令、引、近、慢,这是按曲子分的。明人又按字数分成小令、中调、长调,五十八字以内算小令,九十一字以上算长调。两套尺子量同一件东西,比如《祝英台近》按字数是中调,按曲子是近。混着用就容易糊涂。
柳永一辈子,就在汴京的巷子里写词🏛 图证
柳永原名三变,排行第七,人称柳七,福建崇安人。他在汴京考了很多年进士,没中时靠给乐工歌妓写词过日子,到景祐元年快五十岁才中。词集叫《乐章集》,大半给歌妓写的,用的是口语。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有人说苏轼的词不合音律🏛 图证
陈师道《后山诗话》说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词论》说苏轼的词是句读不葺之诗,往往不协音律。陆游《老学庵笔记》替他辩,说不是不懂音律,是不肯剪裁以就声律。
他梦见亡妻,写下一首词🏛 图证
熙宁八年正月苏轼在密州梦见亡妻王弗,醒来写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王弗死于治平二年,到这时整十年,葬在眉山,所以无处话凄凉。下片写梦里回到老家,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