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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逃水灾的孩子留下来成了一所学校
一八四九年江南发大水,徐家汇的耶稣会院里收下十二个逃难的孩子,管吃管住,教他们认字。第二年孩子涨到三十一个,院子关不住了,就正式办起一所学校,取名徐汇公学。这所学校后来出了马相伯、马建忠兄弟。
香港一千多人来考,只取了十来个
一八九五年十月,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办起一所中西学堂,分头等、二等两堂,头等相当于大学本科,二等相当于中学,读完二等再升头等。这是中国第一所照西方学制设计的官办大学,经费从电政收入里每年提五万二千两。
三所教会学校并成一家,起了个新名字
一九一九年,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合并,司徒雷登出任校长,给新学校起名叫燕京大学,第二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并了进来。头几年在城里借地方上课,学生不到一百人,教员里只有两个中国人。买地时督军只要了六万大洋。
他把全部家产认捐出去,办了一所大学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陈嘉庚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开各界大会,当场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大洋、经常费三百万大洋,这是他当时的全部资产。两年后的四月六日,厦门大学借集美学校的楼开学。
八个学生晚到校,闹到教育部把学校解散
一九二四年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几个外地学生因江浙战事没能按时返校,校长杨荫榆要开除,处理得又不公平。学生自治会提出撤换校长,一年后军警进校断水断电,教育部下令停办,原址改立国立女子大学。
一所大学带着两千多箱书搬了五个省
一九三七年秋天起,浙江大学在竺可桢带领下从杭州一路西迁,经建德、吉安、泰和、宜山,最后落到贵州遵义、湄潭,走了六个省两千多公里。两千多箱图书仪器几乎无损,课一直没停,在贵州办了七年。
正定城里的天主教堂成了大学校部
石家庄一解放,两所红色大学合成一所。校址选在正定县城,校部就设在天主教堂里。八月二十四日开学,吴玉章定下校训,四部两院,一部是政治训练班,专收知识青年短期训练。两年里送出去两万多名干部。
珠江路口的水龙冲散了六千人的队伍
一九四七年五月,教育经费被挪去打内战,学生吃不饱。二十日,京沪苏杭十六所学校六千人从中央大学出发,在珠江路口被水龙和棍棒冲散,重伤十九人,被捕二十多人。国府路五道防线前,他们淋着暴雨坐了四个小时。
走的那天,李庄人在禹王宫演了最后一场戏
同济在四川李庄待了六年。三千人的镇子腾出九宫十八庙,把菩萨埋进土里,让出教室和宿舍。一九四六年复员,四月二十六日在禹王宫戏台上演完最后一场《原野》,人上船东下,李庄又安静了。
一千文铜钱交税只算半两银子
清朝的规矩是一两银子兑一千文铜钱。到道光年间,同样一千文钱拿到衙门,只算半两银子。农民卖粮收的是铜钱,纳粮要的是银子,中间这一折,多出来的那半两得自己补。这不是谁贪,是银子从海上漏出去了。
一家行商倒了全十三行替他还债
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有个规矩,叫保商:一家欠了外商的债还不上,剩下的人分摊。朝廷要的是税饷不断、洋人不出事,谁欠谁还它不管。这条规矩撑了一百多年,也把一批行商拖垮了。有研究者说,绝大多数行商一当上就已注定破产。
他囤了一万四千包丝,洋商一年不买
光绪九年春天,胡雪岩在上海囤了一万四千包生丝,垫进去两千万两。他想让洋行来跟他谈价,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争定价权。那年意大利蚕茧丰收,洋行转头去了欧洲。12 月 1 日,阜康钱庄关门。
盐场上贴出告示,谁缴税谁就能贩盐
清朝的盐是专卖的。一张盐引背后是一个世袭的窝本,窝本在谁手里,哪个县的盐就归谁卖。到道光年间这套规矩烂透了,盐引卖不动,盐税欠了六千多万两。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废了盐引改卖票,谁缴税谁就能领票贩盐。二百年的垄断,被一张纸撬开了。
一块茶砖压紧了,骆驼驮着走一万华里
俄国人喝的茶,一大半是从一条陆路过去的。茶在武夷山压成砖,装船溯江到汉口,换骆驼穿过戈壁,走到中俄边境一个叫恰克图的小地方。这条路走一趟要大半年。恰克图原来是一片沙丘,因为茶,变成了沙漠威尼斯。
他铸的银元比鹰洋重一分,结果被人熔了
广东市面上流通的银元,一半以上是外国的。墨西哥鹰洋、西班牙本洋、英国站洋,一枚枚都是别人铸的。1887 年张之洞在广州办机器局,两年后开炉铸出中国第一批机制银元。他特意把成色做得比鹰洋还足,结果这批钱刚出门就被人收走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