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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那所学校教什么
乡庠聚序只配一个孝经师,教的是《孝经》。这本书一千八百字,讲的是怎么对父母、怎么对君上。选它做教材,是因为它短、好懂、跟做人的规矩直接挂钩。教的人多半是个读过几年书的乡人,认得字、会写文书、能背《孝经》,就够了。
先生在深山里头开讲
东汉末年天下乱,一些读书人躲进山里,一边种地一边讲学。孙期在牧猪的时候还讲经,郑玄在东莱耕田,门下学生跟着他一起种。讲学的地点从城里的学官搬到了山沟,学生也跟着搬过去。这不是隐士的清高,是没别的地方可去。
挂了绛纱帐的那间屋子
马融讲学,坐在高堂上,挂一道绛色纱帐,前面教学生,后面列女乐。学生隔着帐子听,很多人在他门下几年,没见过他一面。这个排场后来成了一个典故,叫绛帐。纱帐这一道隔,隔的是师生,也隔出了汉末私学的等级。
三年没见着老师一面
郑玄到马融门下,三年没有见过老师,学问由高年级的弟子转授。有一次马融算历数算不出来,有人说郑玄会算,叫他来,这才见了一面。问完,郑玄就告辞回家了,马融对弟子说吾道东矣,我的学问往东去了。
学生替先生办丧事
汉代老师死了,弟子要服心丧三年,门生要来会葬。郑玄死时,从远方来会葬的弟子一千多人。师生关系在汉代是有丧服、有义务的,不是一句客气话。这套礼把师生写成近乎血缘的关系,稳,也容易结成网。
太学旁边那个卖书的地方
《三辅黄图》记长安太学附近有槐市:几百棵槐树排成行列当街道,没有墙也没有屋,每月初一十五,太学生各带本郡的物产和经书、乐器来交换。这是中国最早有记载的书市,也是读书人聚在一处的样子。
推荐错了举主要连坐
汉代举荐有连带责任:举的人不实,举主要受罚,重的免官,轻的降职。左雄改制时又加了一句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这一条把推荐从人情变成了风险,也把郡守和孝廉绑在了一起。绑得越紧,越容易成党。
大官可以直接召人来
汉代选官还有一路叫征辟:皇帝直接征召有名的人,叫征;三公、州郡自己召人做属吏,叫辟。征是最高礼遇,辟是最常见的入仕路。被辟的人可以应,也可以不应,不应也不算罪。这条路最快,也最私。
读书人多了就分成两拨
读经的人多了,就分出了两拨:一拨叫儒生,一拨叫文吏。儒生会讲道理,文吏会写文书。朝廷两个都要,可看重谁,前后不一样。王充在《论衡》里专门论过这件事,说当时人以儒生不晓簿书。
鸿都门里教写字画画
光和元年,灵帝在洛阳鸿都门内设了一所学校,招人学辞赋、书法、绘画。学生多的时候上千人。这所学校跟太学不一样:太学读经,鸿都门学读文章写字。士人看不起它,说它是小能小善。存在只有十几年。
书多了就得编目录
书多了,就得编目录。刘向校书,每部书写一篇叙录;刘歆把这些叙录汇总,编成《七略》;班固删繁就简,把《七略》收进《汉书·艺文志》。中国最早的目录学,就是这三步走出来的。三步走,走了二十年。
名声能抬人,也能杀人
东汉太学生闹过两次大的,一次在桓帝延熹九年,一次在灵帝建宁元年,都叫党锢。他们议朝政、品人物,被夸的升得快,被贬的做不了官。朝廷怕的不是人多,是名声,名声传得比公文快得多。
狱吏写的字,后来成了正体
秦始皇定小篆,公文多,吏写不过来,就用一种更快的写法。传统说隶书是程邈造的,程邈是秦代狱吏。这个说法不一定可靠,可它说明一件事:隶书起于下层,起于办事的人,后来成了通行的正体。
没进过学校的人有多少
汉代有多少人识字?没有统计。能推的只有几条:太学生最多三万,郡学生若干,蒙学出来的文书更多。把这几条加起来,识字的人大概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之间。这是推算,不是统计。说不知道,比说一个准数更负责。
秦半两上写着十二铢,称一称不够
秦国的钱是圆的,中间一个方孔,正面横书半两两个字。半两就是十二铢,按秦制该有八克上下。可挖出来的秦半两,大的过十克,小的只有三四克,同一批墓里出的也不齐。钱上写了重量,说明它想让人相信;可称一称对不上,又说明这份相信还没立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