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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给富分了三等,做买卖只排第二
种地来的富排第一,做买卖来的排第二,盗墓赌博来的排最下。司马迁给富分了三等。排在中间那个,恰恰是当时最来钱的行当。他知道做买卖赚得快,可还是把它放在种地后面。承认事实,再给事实定位置,这两件事他分得很清。
商鞅要拆掉路上的旅店
《商君书》里有一篇叫《垦令》,列了二十条让荒地长出庄稼的办法,每一条都用同一句话收尾。其中有一条不讲田,讲旅店:把路上的客店全废掉。旅店碍着谁了?商鞅的答案是不种地的人也活得下去。
官道上三十里一个住处,五十里一个市场
《周礼》里有一笔账,算的是一条官道上该设几个住处、几个市场:十里一个庐,三十里一个宿,五十里一个市。三样东西配着来,缺一样路就走不通。这套账归一个叫遗人的官管,全书难得给了数字。
《管子》说国家要抓住粮和钱两头
《管子》开头挨着的两句话,加起来一共二十来个字,讲的是国家该拿什么去管什么:粮是老百姓的命根子,钱是让货走起来的工具。会治国的人,拿着钱这个工具去管粮那个命,而不是拿粮去换钱。
山上的木水里的鱼,都归官府一家管
商鞅要管的,是那种不用下种、不用等一年、伸手就有的活路,这条路比种田快得多。他下的令叫壹山泽,山林水泽归官府一家管,砍柴捕鱼采果打猎四条路一起断,靠这个糊口的人只能回去种地。
《周礼》里连荒年免不免关税都写了
一部讲官制的书,写到关卡那一节,末尾加了一句关于荒年的话:遇上荒年和瘟疫,关卡就不收税。更细的是后面还跟了两个字——税免了,人还是要查。可见这道关收钱是次要的,拦人才是主要的。
不出门,不跑外地,坐着收钱还顶着隐士的名
《货殖列传》给一批富户下了十六个字的评语,大意是:不进市场,不出远门,坐着等人送钱上门,身上还顶着隐士的名声。处士是有才德不做官的人。司马迁把这四个字安在有钱人头上,是夸还是损,得看他前面写了什么。
楚文王定过一条法,专管替人藏东西
楚国有一条法,比楚国称霸还早。定这条法的是楚文王,内容是:替盗贼藏东西的,跟盗贼同罪。这条法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两汉的注家都解释过,解释得不太一样。名字两个字,拆开看是一个动作。
看门人跑进王宫,主人去抓,有司说不行
一个看门人跑了,跑进国君刚造好的宫里。主人上门去要,宫里的官不给,还说他犯了罪。这个人叫无宇,他没有退,直接去找国君讲理。他讲了三层:先讲古制,再引诗,最后引法。最后引的这条法,引的还是楚国的祖制。
太子哭着进去告状,楚庄王说这条法不能废
茅门之法定下不久,撞上的人就是太子。太子进宫,马蹄踩了那道水沟,廷理照法办事。太子哭着进去找父亲告状,要杀那个廷理。他要的不是赔偿,是一条人命。父亲没有答应他,反过来把道理讲了一遍。
同一件事还有个版本,守法的人升了两级爵
茅门之法那件事,《韩非子》里还有第二个版本。这回是楚王急着召太子,天在下雨,院里积了水。太子把车赶到了门口,廷理举起殳就打。这回楚王没有发怒,他给那个打散太子车驾的人加了两级爵。
令尹家里有人犯法,执政抓来就杀了
楚国还有一件类似的事,结局不一样。孙叔敖做令尹的时候,前任令尹虞丘子家里有人犯法,孙叔敖抓来就杀了。虞丘子听说了,跑去向楚庄王道贺。道贺这件事,比杀人更难懂,也更值得看。
楚国管刑狱的那个官,本来是带兵的
左尹这个官,在春秋时期是带兵的。到了战国,这个位置管的事变成了案子。包山简里那批受期、疋狱,都出自左尹官署。一个官名没变,管的事变了。研究者把这个变化看成楚国中央已经有专职司法的一个迹象。名字是旧的,职掌是新的。
哪一条对自己有利,就搬哪一条出来
两套法、两代令同时在跑,最后落到一个人身上:办事的臣子。他不去分辨哪一条对,只找哪一条对自己有利。要旧法,就搬旧法;要新令,就搬新令。两套都还在,他挑哪一套,都有一整套说法。
申不害在韩国做了十五年相,国没称霸
申不害在韩国做了十五年相,从前351年到前337年。他死后,韩非算了一笔账,说韩国托着万乘之重,七十年没有称霸。七十年不是他在位的十五年,是从更早算起。这个数字的错位,是这一条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