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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路上一家番菜馆把刀叉摆上了桌
光绪二年,葛元煦把上海租界里的见闻写成一本《沪游杂记》。书里记到洋人的菜馆,名号有海天春、一品香几家,都开在四马路一带。当时管这种馆子叫番菜馆,管一顿饭叫吃大菜。刀叉一人一副,汤先上,菜一道一道来,跟合桌共食的老规矩两样。
一个学化工的人把日本调味粉拆开自己做
二十年代初,日本的味之素在中国卖得贵,一小瓶顶几斤肉。吴蕴初是上海学过化学的技师,他买来一包慢慢分析,认定主成分是谷氨酸钠,用面筋加盐酸水解就能得到。一九二三年他和张逸云合伙办起天厨味精厂,商标佛手,价钱压得比味之素低。
一碗茶能坐一整天茶馆卖的是座位
茶馆的门面不讲究,几张方桌,一堆竹椅,灶上坐着几把铜壶。进门坐下,伙计先问一句喝什么。花茶、绿茶、沱茶,盖碗一端上来,续水不要钱。成都一条街上能开好几家,天不亮就有人坐进去,坐到晌午才走。
机器磨出来的面粉比石磨白
石磨磨面,驴拉磨,麦子磨碎再筛,粉里带着麸星,颜色发黄。一八七八年天津出现机器磨坊,蒸汽机带着磨辊转。一八九八年上海阜丰面粉厂开办,是中国第一家民族机器面粉厂。机器粉细、白、干净,蒸出来的馒头比土面粉松。
霞飞路上的咖啡馆一杯咖啡坐一下午
咖啡刚进来的时候译作磕肥,只在洋行和外国旅馆里出现。二十年代以后,上海霞飞路一带开出一排俄式咖啡馆,白俄老板,铜壶,甜点。一杯咖啡的价钱能买几碗面,客人是文人、报人和机关职员,坐下来谈事、写稿、等人。
广州人早上上茶楼一盅茶两件点心
一盅两件,是一盅茶配两件点心,广州人早上上茶楼的标准配置。茶楼分三等,最便宜的二厘馆只摆几张桌,茶楼有楼座、有推车。陶陶居一八八〇年开,莲香楼一八八九年开。天不亮开门,做到晌午。
上海华格臬路上开出一家川菜馆锦江
锦江川菜馆一九三五年开在上海华格臬路,老板董竹君,早年从四川出来,做过工、开过厂。店小,几张桌,卖樟茶鸭、干烧明虾、红油鸡块。客人挤到门口,后来扩了店面,川菜在上海立住了脚。
素鸡素鸭素火腿端上桌全是豆制品
功德林一八八二年开在上海,本来是扬州风味的素菜馆,后来专做素菜。素鸡、素鸭、素火腿都是豆制品做的,形状像荤,味道也像。庙里的斋饭上了市面的席面,吃素的人从此有了请客的地方。
一锅蚝汤熬过了头熬出了蚝油
一八八八年,香山南水镇的李锦裳煮蚝,一锅汤忘了关火,熬到只剩锅底一层浓汁,尝着鲜,从此专门熬这种汁卖。蚝油从珠三角的灶台进了上海的酱园,又跟着粤菜馆走到各地。一瓶蚝油带走一个地方的味道。
卖陈皮梅起家的小摊后来开了食品厂
冼冠生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开冠生园,最初卖的是自家做的陈皮梅、果汁牛肉,摊子摆在戏院门口。后来办了厂,做糖果、饼干、罐头、月饼,包装上印商标,广告登在报纸上,零食第一次有了牌子。
南京路上的洋行用机器烤面包
一九〇六年,英国人在上海南京路开义利洋行,前店后厂,用机器和面、用砖砌烤炉烤面包,还做饼干和糖果。面包当天出炉当天卖,隔夜就打折。中国人第一次看见面包是按钟点做出来的,出炉就上柜。
北京一家人的私房菜要提前几天订
谭家菜是北京谭家的家常菜,从清末做到民国。谭宗浚是广东南海人,同治年间的榜眼,家里讲究吃,厨子陶三掌灶,后来由谭家的女主人赵荔凤接手。不挂牌,不接生客,一天只办几桌,要吃先托人订。
塘沽海边晒出的盐雪白得能装小包
一九一四年,范旭东在塘沽办久大精盐公司,用再结晶的法子把粗盐提纯,出来的盐雪白细匀,装进小纸包卖。盐第一次按包卖、按牌卖,几千年的引岸专商被撬开一道口子,百姓买盐也第一次能挑牌子。
鸡蛋打碎冻成硬块装上轮船出口
清末民初,外国商人在汉口、青岛、南京设蛋厂,把鲜蛋洗净、打碎、过滤,冻成一块块冰蛋,或者烘成蛋粉,装进木桶铁桶运到欧洲。中国鸡蛋从此不只是挑担卖的鲜货,也成了出口的工业原料。
深夜一根竹梆子敲出馄饨担
城市的宵夜摊从一根扁担开始,一头是锅灶柴火,一头是面皮肉馅和碗筷。夜深了敲竹梆子,声音传出几条弄堂,楼上的人听见就下楼,摊子不大,生意做得长。一碗馄饨下肚,夜班的人有了收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