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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一个错字,比写一个字还费事
竹片表面光滑,墨只停在最上面一层,没有渗进去。所以写错了不用涂,用刀刮。刮掉一层,字就没了,再写一遍。听着简单,做起来费事:刮要轻,刮完要磨平,磨完竹片薄了一点。三道工序,一道都不能省。
南方写字用竹子,北方用木板
同一样东西,南方写在竹片上,北方写在木板上。南方产竹,砍下来就能用;北方少竹,多用杨木、柳木、松木,锯成板,刮平。材料跟着地理走,写字的格式也跟着材料变,连怎么收、怎么拿都不一样。
一座楚墓里两批简,一批抄书一批记账
一九五七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了两批简。一批记随葬品,一件一件列;一批是祷辞和文书,写的是求神和办事。两批简的字不一样:记账的那批规整,一笔一笔清楚;祷辞那批随手,连笔多。字写成什么样,看这东西给谁看。
一篇没人读过的文章,开头八个字
郭店简里有一篇,第一句就把天、命、性三个字串成一条线。往下还有一条:性、情、道。这篇东西汉代以后没人读过,任何传世的书里都没有它。它靠墓里的竹简重新出来,出来时一个字没改。
一千两百枚简是从市场买回来的
一九九四年,两批楚简从香港的文物市场进了上海博物馆,一千二百多枚,八十多种古书。它们出过哪个墓、在哪个坑,没人知道。能确定的只有字和内容。考古最看重的是位置,位置一丢,就只剩字。
两千三百八十八枚简进了清华
二〇〇八年,一位校友从香港买下一批楚简,捐给了清华,编号两千三百八十八枚。年份不是从字里读出来的,是取竹材做碳十四测出来的:前305年前后,上下三十年。测出来的是一个区间,不是一个日子。
一部没传下来的编年史
清华简里有一部编年史,简上没有书名,今人给它起名叫《系年》。二十三条,一百三十八章,起头在西周初年,收尾在战国中期。这部书没传下来,汉代人没见过它。它有些记载跟《史记》对不上,对不上不等于谁错。
一枚官印上,找不到一个人的名字
战国时候,当官的人手里有一方铜印,盖在文书上才算数。印面上刻的不是自己的名字,是司徒、司马、司工这样的官职,前面再挂一个地名。人换了,印不换。官和职位,就是从这方小铜块上分开的。
钱上只写两个字,哪儿造的,值多少
三晋的钱是布币,形状像一把小铲子。币面上刻的字很少,一般就两三个:一个地名,一个单位。安邑二釿、晋阳一釿、梁正尚百当寽。哪个城造的,值多少,说完就完了,剩下的地方全空着。
齐国的刀币正面说话,背面记事
齐国铸刀币,燕国也铸刀币,可两国在刀上写的字差得远。齐刀上写五六个字,节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把地方和法定货币都说清楚。燕明刀上只一个明字,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指什么,说了两千年还在争。
老虎喂大的孩子,名字是楚国话
《左传》里记了一个孩子的来历。他被扔在云梦泽,一只母虎给他喂奶。抱回来起名,名字里用了两个楚国的词,一个说的是喂奶,一个说的是老虎。这孩子后来成了楚国的令尹子文。中原人读到这里,得靠一句注解才看得懂。
说话说到一半,插一句诗当论据
春秋的人说话,讲完一段道理,常加一句诗。不是引用名人,是引一本大家都认的书。一部《左传》里这样的引诗有一百多处,理由说完,诗一出来,话就落地了,谁也不好再驳。这一手,各国的人都会。
他唱了一首,对方听懂了,当场下拜
前六三七年,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到秦国。秦伯设宴,重耳唱了一首《河水》,秦伯回唱一首《六月》。陪坐的赵衰立刻让重耳下拜,说秦伯把辅佐天子的差事交给你了。一句明话没说,事情谈成了。
诗三百这个数,孔子和墨子都说过
今本《诗经》三百零五篇。有个说法流传很广:古诗三千多篇,孔子删到三百。可孔子自己说的是「诗三百」,比他晚的墨子也说「诵诗三百」。两个人都不提删。这个数在他之前就定了,删诗多半没有。
两千四百多字,他一口气写到底
屈原写过一篇东西,一共三百七十三句、两千四百多字。不分章,没有小标题,从头到尾一路写下去。同时代的诗一篇只有几十个字,他这一篇顶得上五篇最长的颂诗。写这么长,是为了把一件事从根到梢全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