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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上那排木头的下头是立在水里的
褒斜道的阁道,一头插进山腹,一头立柱子在水里。诸葛亮给哥哥写信说,赵子龙退军时烧了赤崖以北的阁道,如今水大而急,柱子安不下去。后来修路的人索性不立柱,木头悬着,走上去晃,看的人心慌。
玻璃瓶里冒泡的甜水当年叫荷兰水
晚清市面上的汽水,中国人叫它荷兰水。厚玻璃瓶,软木塞,铁丝箍着,一开就冒白气。成分是小苏打、柠檬酸、糖和香精,灌进带压力的水。药房和洋货店都有卖,暑天当解渴的,也当治暑气的药。名字一直用到民国,才慢慢换成汽水两个字。
机器磨出来的面粉比石磨白
石磨磨面,驴拉磨,麦子磨碎再筛,粉里带着麸星,颜色发黄。一八七八年天津出现机器磨坊,蒸汽机带着磨辊转。一八九八年上海阜丰面粉厂开办,是中国第一家民族机器面粉厂。机器粉细、白、干净,蒸出来的馒头比土面粉松。
素鸡素鸭素火腿端上桌全是豆制品
功德林一八八二年开在上海,本来是扬州风味的素菜馆,后来专做素菜。素鸡、素鸭、素火腿都是豆制品做的,形状像荤,味道也像。庙里的斋饭上了市面的席面,吃素的人从此有了请客的地方。
一锅蚝汤熬过了头熬出了蚝油
一八八八年,香山南水镇的李锦裳煮蚝,一锅汤忘了关火,熬到只剩锅底一层浓汁,尝着鲜,从此专门熬这种汁卖。蚝油从珠三角的灶台进了上海的酱园,又跟着粤菜馆走到各地。一瓶蚝油带走一个地方的味道。
北京一家人的私房菜要提前几天订
谭家菜是北京谭家的家常菜,从清末做到民国。谭宗浚是广东南海人,同治年间的榜眼,家里讲究吃,厨子陶三掌灶,后来由谭家的女主人赵荔凤接手。不挂牌,不接生客,一天只办几桌,要吃先托人订。
塘沽海边晒出的盐雪白得能装小包
一九一四年,范旭东在塘沽办久大精盐公司,用再结晶的法子把粗盐提纯,出来的盐雪白细匀,装进小纸包卖。盐第一次按包卖、按牌卖,几千年的引岸专商被撬开一道口子,百姓买盐也第一次能挑牌子。
西贡米暹罗米装上轮船进了上海米行
二十年代以后,上海、广州、厦门的米行里多了洋米,从越南西贡、泰国、缅甸仰光装船运来。洋米是机器碾的,白、干、颗粒匀,价钱比本帮米便宜。城市人越来越多,吃饭靠的是海船。海船一到,米价就松一口气。
机器压出来的面条晒干了能存一年
手工擀面费力气,当天做当天吃。机器压面省工,压延、切条、上杆晾晒,干透了装纸包,能存一年。挂面厂一开,面条从家里的案板变成了铺子里的货,北方人一年到头随时能下一碗面,不用再自己和面。
火车上吃饭从拎着饭盒到进餐车
早先坐火车要自带干粮,大站停车时站台上有人卖包子烧鸡。后来长途列车挂上餐车,白色台布,西餐为主,汤、鱼、肉、咖啡一道道上。吃饭从凑合变成了一件事,坐车的等级也摆在了盘子里。
化验室里一支比重计管着牛奶掺不掺水
城市的牛奶、冷饮、肉类开始有人管。卫生处的化验室用比重计验牛奶掺没掺水,用培养基验冰和汽水里的细菌,查出来超标就罚款、就封门。吃东西这件事第一次有了可以量出来的标准,也有了说理的地方。
行军袋里那块饼干能顶一顿饭
军队吃饭历来靠伙房,一开拔就难。近代军队配干粮,炒米、炒面、饼干、罐头,压得硬、水分少,装进铁盒或者布袋,一个人背几天。抗战时候后方供应紧,一块饼干顶一顿饭,吃的人骂,也得吃。
同一条船上大菜间和统舱两样饭
同一条船上,头等舱的客人在大菜间里按顿吃西餐,一份一份上;统舱的乘客挤在甲板上,支个小泥炉煮饭,就着咸菜吃。一堵舱壁隔开两样饭。船票差几倍,饭就差几等,开饭的钟点也不一样,有人吃不完,有人吃不饱。
天黑以后糖水铺门口挂起一盏灯
广东人吃完饭还要喝一碗甜的。糖水铺晚上开,门口挂一盏灯,红豆沙、绿豆沙、芝麻糊、双皮奶一碗一碗端出来。红豆要煮到起沙,姜汁撞进热奶里就凝住,一碗几个铜板,卖到深夜,夏天卖冰的,冬天卖热的,街坊晚上来坐。
荞麦面压出来过冷水浇上冰汤
荞麦面压进滚水,一烫就熟,捞出来过冷水,抖散,浇上冰凉的牛肉汤,摆牛肉片、鸡蛋、梨片、辣白菜,汤里还带冰碴。朝鲜族人家搬到东北,把这碗面也带过来,夏天吃,冬天也吃。冷面要冷得透,碗先在冰水里镇过,一碗下去透心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