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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留日学生在东京一间租屋里办了一个社
一九二一年六月,几个留日学生在东京郁达夫的住处开会,决定办一个社,出一本季刊。八月,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在上海出版,收了五十七首。十月,郁达夫的《沉沦》接着出。这两本书让一个新社团站住了。
三张桌子三个人就把中国营造学社办起来了
一九三〇年春天,北平宝珠子胡同七号一间民房里摆了三张桌子、几把椅子。中国营造学社就这么成立,门口连块牌子都没挂,也没有仪式,每天上班的只有三个人。两年后梁思成和刘敦桢进来,学社才真正转起来。
四家日本糖社,并成了一家公司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下旬,资源委员会派人接收台湾四家日本制糖会社。第二年五月一日台湾糖业公司在上海成立,四十二个制糖单位合并成三十六厂,分四个区分公司。当年修复十七所糖厂,赶上三十五、三十六年期制糖。
一本周刊创刊那天,两个打过笔仗的社团坐到了一起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份综合性周刊在北京创刊,主编是北大的法学教授。筹备时预告由两个社团合编,一个是上海的创造社,一个是北京的太平洋社,而这两个圈子此前刚刚因为翻译的事互相骂过。
萧伯纳的戏演砸了,他转身办了一个剧社
一九二〇年十月,汪优游在上海新舞台演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票房惨败。转过年来,他找了沈雁冰等十二个人,办起民众戏剧社。社名是沈雁冰取的,借罗曼·罗兰在法国办民众戏院的意思。剧社办了《戏剧》月刊,一共出了六期。
学社开年会,一半时间花在跑工厂和乡下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几个留美回来的经济学者在上海发起中国经济学社,头一年社员不多,名气也不响。一九二七年总部搬到上海,马寅初接手,会员涨到五六百人,实业家和银行家占了约三分之一。他们的年会不只念论文,还要下到当地工厂和农村去看。
哪里住君,哪里埋人
一座都邑不是随便堆起来的。哪里住君,哪里住民,哪里做工,哪里埋人,都有界。二里头分四区:宫殿区、祭祀区、作坊区、墓葬区。界不是墙,是路、是沟、是地势。有界,然后才有秩序。
不是所有人都住在城里。绝大多数人住在村落。几间房子,一圈壕,一片田,就是一个村。二里头周围,散布着几百个这样的村落。城是头,村是身。头只有一个,身却有几百个。这是夏商周的常态。
夏商周宫室的大小、间数、门数、柱色、屋顶都要按等级定,天子九间九尺,诸侯七间七尺,一级一级往下递减。这套等差写在《周礼》里,也与凤雏甲组等遗址的规格对得上。等级不是审美,是政治。
荀子讲礼从嘴上讲,先让人吃饱再定分寸
荀子讲礼,从嘴上讲。《荀子·礼论》把吃排在头一条:肥肉好粮、五味调和,是养嘴的;接着椒兰养鼻、雕琢养眼、钟鼓养耳,礼先是一套供养。可他不让人放开吃:有欲就要求,求没分寸就要争。所以先王制礼,为的是「分」。
厨子和宰相,一个字
「宰」最早是厨房里的字,屠宰、掌厨都用它。伊尹出身厨子,背着锅去见商汤,后来做了相。晏婴讲君臣该「和」不该「同」,拿一锅羹打比方。中国人的政治话里,一直有股饭菜味。厨房里的道理,看得见。
麦芽糖靠发芽的麦子,蜜靠找野蜂窝
战国人想吃甜,主要靠饴和蜜。饴是麦芽糖,拿发芽的麦子当引子,把米里的淀粉化成糖。蜜是找野蜂的巢,割下来滤渣,产量不稳。甜多用在老人、病人、神和死人身上。会做和吃得到,是两回事。
一年只有两顿吃得不一样,所以记得住
一年里有两顿吃得不一样:春天祭土地叫社,求收成;秋天祭祖先叫尝,谢新谷。《诗经·七月》写年终那场:杀羔羊、上公堂、举兕觥、祝万寿。平时吃不到肉,所以这两天记得住。吃的是肉,练的是秩序。
八样菜一样比一样费工,最费工的是掏空一只小猪
《礼记·内则》列了八样最讲究的菜,后人叫八珍。淳熬是稻米饭浇肉酱加熟油,淳毋把米换成黍,炮是掏空小猪塞枣裹泥烤,渍是生牛肉切薄片用酒腌。八样一样比一样费工。这份菜单不写给百姓,写给最上面那一层。
替一户农家算一年进出,算下来是负的
魏文侯手下有个李悝,替一户农家算了一年的进出:一百亩收一百五十石,交税十五石,吃九十石,剩四十五石,换一千三百五十钱。祭祀三百,穿衣要一千五百。差四百五十钱,这账一年下来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