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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寺的伽蓝布局🏛 图证
后世常说的伽蓝七堂是宋代以后禅宗定型的布局,唐代并无此制。唐代佛寺实际通行廊院式与纵轴式,中轴列三门、佛殿、法堂,四周回廊环绕,旁分院落,早期以佛塔为中心。中晚唐禅僧别立禅院,为七堂之制埋下伏笔。
把咒刻在石柱上影子照到人身上就算灭了罪🏛 图证
经幢是唐代兴起的佛教石刻,源自丝帛幢幡。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称书咒于幢、影覆尘沾即可灭罪,各地纷立石幢刻经,八角幢身下为基座、上施宝盖。现存最早实物归属有异说,佛光寺、小雁塔诸幢较完整。
敦煌和龙门的石窟寺,凿出来的佛殿🏛 图证
唐代石窟以敦煌莫高窟和洛阳龙门为代表,因地质不同做法各异。莫高窟于砂砾岩凿窟、泥塑彩绘,殿堂窟为主流,另有巨型大像窟、涅槃窟;龙门在石灰岩崖面摩崖开龛石雕,奉先寺卢舍那九尊并列,为皇家石窟巅峰。
渭桥浮桥与木梁桥
唐代渡渭有东、中、西三渭桥,皆为木桩木梁桥;大河之上则多用连船而成的浮桥,蒲津浮桥和开元东渭桥遗址出土的桥桩碑记,使两类桥的形制皆有实物可征,蒲津铁牛四尊至今犹存于岸,可为浮桥缆索之锚。
烽燧关隘与边防城戍
唐制大率每三十里置一烽,烽帅主之,放烽一至四炬以层层上报敌情缓急;边防则以军、守捉、城、镇相统属,并筑三受降城与西域烽铺,构成线状警戒体系,沙堆烽文书尤为其制度实证,孔雀河沿线烽燧一线排开。
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的转变🏛 图证
唐人日常起居仍以席地和坐床榻为主,胡床、绳床等高足坐具自汉魏传入、唐时渐多,但椅桌普及、垂足坐姿定型要到宋代,这一转变在唐宋之际完成,唐时新旧并存,正当数百年大转变的中段。
胡床绳床与高足家具🏛 图证
胡床是可折叠的交足坐具,即今马扎前身;绳床本为僧人禅坐的固定宽座、有靠背,后演化出倚子、椅子;二者名实不同,唐代与高足案桌共同开启高坐时代,然唐人胡床尚无靠背扶手,与交椅不同。
渤海、南诏、吐蕃各盖各的房子🏛 图证
渤海上京龙泉府悉仿长安,南诏以太和城为都、建崇圣寺千寻塔,吐蕃在逻些建大昭寺、红山宫室;三大边疆政权的建筑既存地方特色,又深受唐制影响,其城寺亦各存本地材料与营造技法,石砌、夯土、碉房各异其宜。
唐漕江淮租米大半走这条河全长二千七百公里
大业元年(605)起,隋炀帝命皇甫议等先后开通济渠、邗沟,续开永济渠、江南河,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达余杭,沟通五大水系,全长约二千七百公里,后世沿用千年,唐漕江淮租米大半取道于此。
丝绸之路与过所制度🏛 图证
唐代平定东西突厥、设安西与北庭都护府,丝绸之路自长安经河西走廊越葱岭直通波斯,沿途烽戍相望,粟特商胡络绎于途。关津实行过所制度,行旅须凭官府核发、详记人货去向的过所勘验通行,私度者依律治罪。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市舶使
唐代海舶自广州远航室利佛逝、师子国、波斯湾,贾耽记广州通海夷道全程万余里。约开元初设市舶使,掌登记船货、征收舶脚、收市进奉,安史乱后朝廷更倚海舶之利,广州蕃坊外商云集,海上丝路达于鼎盛。
他背回六百五十七部梵经还口授了一部西域记🏛 图证
玄奘贞观初冒禁西行,越莫贺延碛、凌山、大雪山,至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曲女城法会名震五印,贞观十九年(645)携梵经六百五十七部归长安,译经千余卷,口授《大唐西域记》,其行程与年代今仍有异说。
从扬州出发六次十二年才踏上日本的岸🏛 图证
扬州高僧鉴真应日僧荣睿、普照之请,自天宝二载起六次东渡,屡遭风浪与官府阻拦,双目失明而志不夺,天宝十二载(753)终抵萨摩,次年入奈良,建唐招提寺、授戒传律,为日本律宗之祖。
他搭波斯船走海路在外二十五年才回洛阳
咸亨二年(671)义净自广州乘波斯舶,经室利佛逝赴天竺,于那烂陀寺留学十余年,归途留佛逝译述,证圣元年(695)携梵本近四百部归洛阳,在外二十五年,译经五十六部,并著南海寄归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