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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多是武将定礼的只有他一个
西魏刚立起来的时候,朝堂上站的多是武将。要定一套上朝、祭祀、婚丧的规矩,满朝找不到人,本传只写了四个字,唯彦之而已。他九岁没了父亲,跟天水牛弘一起读书,后来修礼的差事全落在他身上。
进市的人交一文钱店铺还分五等
孝昌二年冬天,北魏朝廷连下两道令。一道加田租:京师田每亩五升,借公田种的每亩一斗。另一道是税市:进市的人,一人交一钱;店舍按五等,分等收税。这一年,六镇起义刚过,国库空得见底。
四马路上一家番菜馆把刀叉摆上了桌
光绪二年,葛元煦把上海租界里的见闻写成一本《沪游杂记》。书里记到洋人的菜馆,名号有海天春、一品香几家,都开在四马路一带。当时管这种馆子叫番菜馆,管一顿饭叫吃大菜。刀叉一人一副,汤先上,菜一道一道来,跟合桌共食的老规矩两样。
一碗茶能坐一整天茶馆卖的是座位
茶馆的门面不讲究,几张方桌,一堆竹椅,灶上坐着几把铜壶。进门坐下,伙计先问一句喝什么。花茶、绿茶、沱茶,盖碗一端上来,续水不要钱。成都一条街上能开好几家,天不亮就有人坐进去,坐到晌午才走。
广州人早上上茶楼一盅茶两件点心
一盅两件,是一盅茶配两件点心,广州人早上上茶楼的标准配置。茶楼分三等,最便宜的二厘馆只摆几张桌,茶楼有楼座、有推车。陶陶居一八八〇年开,莲香楼一八八九年开。天不亮开门,做到晌午。
上海华格臬路上开出一家川菜馆锦江
锦江川菜馆一九三五年开在上海华格臬路,老板董竹君,早年从四川出来,做过工、开过厂。店小,几张桌,卖樟茶鸭、干烧明虾、红油鸡块。客人挤到门口,后来扩了店面,川菜在上海立住了脚。
素鸡素鸭素火腿端上桌全是豆制品
功德林一八八二年开在上海,本来是扬州风味的素菜馆,后来专做素菜。素鸡、素鸭、素火腿都是豆制品做的,形状像荤,味道也像。庙里的斋饭上了市面的席面,吃素的人从此有了请客的地方。
南京路上的洋行用机器烤面包
一九〇六年,英国人在上海南京路开义利洋行,前店后厂,用机器和面、用砖砌烤炉烤面包,还做饼干和糖果。面包当天出炉当天卖,隔夜就打折。中国人第一次看见面包是按钟点做出来的,出炉就上柜。
北京一家人的私房菜要提前几天订
谭家菜是北京谭家的家常菜,从清末做到民国。谭宗浚是广东南海人,同治年间的榜眼,家里讲究吃,厨子陶三掌灶,后来由谭家的女主人赵荔凤接手。不挂牌,不接生客,一天只办几桌,要吃先托人订。
深夜一根竹梆子敲出馄饨担
城市的宵夜摊从一根扁担开始,一头是锅灶柴火,一头是面皮肉馅和碗筷。夜深了敲竹梆子,声音传出几条弄堂,楼上的人听见就下楼,摊子不大,生意做得长。一碗馄饨下肚,夜班的人有了收工的感觉。
茶庄柜台前称茶包纸包锡罐各有用处
北方的茶庄从南方产地进货,自己拼配、自己窨花,柜台上摆着茶样,客人先闻后买。称好用纸包,讲究的装锡罐,一罐茶能存一年不跑味。散茶从产地的麻袋,变成了柜台上的商品,买茶的人认店不认牌。
几千人的厂子靠一间食堂管午饭
大厂人成千,工人住得远,中午回不了家。厂里办食堂,砌大灶、上蒸笼、摆长条桌,饭票按月发,凭票打饭。三班倒的厂子食堂一天开几轮,锅里的菜一锅接一锅,吃到的人各有各的说法,也各有各的怨气。
俄国人开的馆子一碗红汤配面包
俄国人逃到上海,在霞飞路一带开小馆子,卖红菜汤、黑面包和炸猪排。上海人把俄国叫罗宋,这碗汤就叫罗宋汤。一客汤配面包猪排,招牌上写罗宋大菜,价钱比番菜馆便宜一半,学生和职员常来,一碗汤下肚浑身热。
街边凉茶铺一口大铜葫芦熬着苦汤
广东天热地湿,街头凉茶铺支一口大铜葫芦,一碗深褐色的药汤几个铜板。苦得皱眉,喝完回甘,喉咙痛、上火、暑气重都来喝一碗。铺子从早开到晚,碗摆在柜台上,方子写在木牌上,几十味草药熬一锅,苦的才下火。
米店门口的水牌写着当天的米价
米店门口摆几只敞口木箱,籼米粳米糯米分开放,一升一斗量给你。买得多伙计扛着送上门,米袋往肩上一搭。米价一天一变,早上挂出水牌,涨了就有人排队。赊账记在折子上,月底一起算,一斗米能煮几天饭,主妇心里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