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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绢的县令被编成戏,优人穿着他的衣服演
石勒的参军周延做了馆陶令,盗官绢数百匹下狱,重臣合议宽宥。此后每逢大会,石勒叫俳优穿黄绢单衣演他。一个问:你是什么官,怎么混到我们这行。扮的抖单衣答:我本来是馆陶令,就因为取了这个才落到这行。满座大笑。参军戏从这段对话长出来。
大火烧了十天,他带着一城人从东门走了
北魏兵临和龙,北燕末帝冯弘不肯低头。高句丽派几万人来接,他烧了宫殿,带着城中所有住户东迁,队伍前后八十余里。到了辽东还摆皇帝的架子,政刑赏罚一如本国。两年后高句丽王杀了他,子孙同时死者十余人。
扶余亡了剩下的人跑到更北边建了个国
豆莫娄在勿吉北千里,是旧日的北扶余。有宫室仓库,多山陵广泽,在东夷之地最为平敞。君长用六畜做官名,吃饭用俎豆,衣制像高句丽而袖子更大。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最恨妒妇,妒者杀掉,尸丢南山上烂掉。
从和龙往北走三十六天那里女人不挂珠子嫁不出去
失韦在勿吉北千里。从和龙出发往北穿过契丹,再走三十六天到。国土下湿,语言跟库莫奚、契丹、豆莫娄相通。夏天住城,冬天逐水草。盗一罚三,杀人赔马三百匹。女人把红珠子串起来挂脖子上,越多越贵,没有就嫁不出去。
马路上摆的菜摊搬进了有顶的屋子
上海的马路菜摊摆了几十年,占道、脏水、臭味,租界工部局嫌难看,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盖室内菜场,砌台板、通自来水、编摊位号,按月收摊租。买菜从此有了固定的地方和固定的钟点,脏水也顺着沟走了。
一根木棍插着甜冰五分钱一根
二十年代上海有洋行用机器做棒冰,糖水加香精,冻在模子里,插一根扁木棍,包上纸,五分钱一根。后来又有冰砖和雪糕,小贩背着木箱沿街叫卖。冰从宴席上的摆设,变成了孩子手里的零食。
化验室里一支比重计管着牛奶掺不掺水
城市的牛奶、冷饮、肉类开始有人管。卫生处的化验室用比重计验牛奶掺没掺水,用培养基验冰和汽水里的细菌,查出来超标就罚款、就封门。吃东西这件事第一次有了可以量出来的标准,也有了说理的地方。
一道命令下来缠过的脚要放开
民国下令禁止缠足,各省设放足处,派人下乡查脚,查到缠足的开罚单。缠过的脚放开了也回不去,骨头已经折了,走起路来一拐一拐。有的女人放了脚不会走路,摔在街上。年轻的不再缠,老的放不开,两代人的脚不一样。
车间里飞着棉絮看不清人
纱厂把棉花纺成纱。棉花先弹、先梳,拉成条,再上细纱机,一根一根抽细、加捻,绕在纱管上。车间里飞着棉絮,看不清人,说话听不见。女工多,站着走,接头、换管、扫地。一天十二个钟头,白口罩戴一天变灰,机器不停人不停。
街边蹲着个孩子替人擦鞋
皮鞋进来,街上就有了擦鞋的。一只小木箱,一头垫脚,一头装鞋油、鞋刷、抹布。客人把脚一伸,擦鞋的先用布掸灰,再上油,再刷,再拿布打光。擦一双几分钟,收几个铜板。擦鞋的多是孩子,蹲在路口,一蹲一天,蹲到天黑。
袜厂的女工一天看几百双袜子
袜厂的机器一转,袜子从上面掉下来,一双一双往下落。女工坐在机器前,看纱、接线、换针、摘袜子、验袜、配对、装箱。一天十小时,几百双。手快的多挣,手慢的挨骂。有人说,机器织袜子,人看机器。看机器的人也是机器的一部分。
下水要换一件连身的衣裳
下水不能穿旗袍,也不能穿长衫。得换游泳衣:连身的,一件,贴身,短裤腿,吊带或者圆领;料子是毛线、是棉、是后来的人造丝。有人第一次穿,站在岸上不敢下去;有人游了一年,还敢穿它照相。一件衣裳,把人从岸上推到水里。
袖口套一截布护住衣裳
袖套是套在袖子外头的一截布筒,两头收口,护住袖口。账房先生、店员、女工、写字的人,都用它:袖口最容易磨、最容易脏,套一截布,脏了洗布,不洗衣裳。看一个人戴不戴袖套,就知道他有多少活。布脏了,人还干净。一截布,省一件衣裳。
天没亮就推车来收马桶
马桶车是每天清早推着走街串巷收马桶的粪车:一辆平板车,车上几个大木桶,一个长柄勺,一把刷子。倒马桶的人家把马桶拎到门口,倒进去,刷一刷,拎回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来。有人说,上海的天亮,是从马桶车的轮子声开始的。
拧开龙头水自己流到缸里
自来水是租界里先有的东西:水厂抽河水,滤过,加药,用管子送到街口,街口一个龙头,或者一根管子接到家里。龙头一拧,水就出来;不用挑、不用等、不用看天。可它要钱,要管子,要有人管。有人说,自来水进上海,先是一场“水能不能买”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