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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下的头堆起五丈高,抬到城下让守军看
永泰元年,南齐五万人围涡阳,城攻不下来。裴叔业把砍下的头堆到五丈高,抬到城下给守城的人看。这种做法叫京观。赫连勃勃堆过一次,起名髑髅台。到梁武帝天监十一年,这个做法第一次被明确否掉。
水涨就开门,水落就关门
芍陂在寿州南八十里,楚相孙叔敖主持修的。西、北、东三面开五座石门,水涨开门泄洪,水落关门蓄水,灌田万顷。此后一千多年一直在修,水门从五座加到三十六座,到清末只剩下一千多顷。
六朝人说的彭蠡泽,不是禹贡里那个
《禹贡》里的彭蠡泽在长江北岸,今天湖北黄梅、安徽宿松一带。西汉以后长江主泓南移,江北那片水跟江分开,萎缩成雷池。六朝人说的彭蠡泽在江南,是湖口断陷积水成的新湖。两个湖同名,位置差了上百里。
汉水从哪座山旁边进长江争了一千多年
汉水在江夏沙羡县北流进长江,那个口叫夏口也叫沔口。《禹贡》说汉水南至大别入江,可大别这座山在哪,京相璠说在安丰,杜预说不可能。郦道元把两边摆出来,最后承认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水从鲁山左边进来。
罢官回乡的人照着福建法子做出祁门红茶
一八七五年,黟县人余干臣从福建罢官回乡,在至德尧渡街设茶庄,仿福建红茶的做法试制,祁门一带从此改做红茶。祁门红茶条索紧细,香气带果味和花味,出口俄国和英国,后来被叫作祁门香。
西贡米暹罗米装上轮船进了上海米行
二十年代以后,上海、广州、厦门的米行里多了洋米,从越南西贡、泰国、缅甸仰光装船运来。洋米是机器碾的,白、干、颗粒匀,价钱比本帮米便宜。城市人越来越多,吃饭靠的是海船。海船一到,米价就松一口气。
茶庄柜台前称茶包纸包锡罐各有用处
北方的茶庄从南方产地进货,自己拼配、自己窨花,柜台上摆着茶样,客人先闻后买。称好用纸包,讲究的装锡罐,一罐茶能存一年不跑味。散茶从产地的麻袋,变成了柜台上的商品,买茶的人认店不认牌。
几根竹竿弯起来盖一张芦席
滚地龙是上海棚户里最简陋的一种棚子:几根竹竿弯成弧形插在地上,盖芦席、盖破油毡,人要爬着进去。住的是从苏北、安徽、山东逃荒来的人,拉车的、挑粪的、捡破烂的。搭在空地上、河浜边、铁路旁。
人力车从日本传到上海
人力车两个大轮、一个座斗、两根车把,一个人在前面拉。这东西是日本人发明的,一八七〇年代在东京街上跑,所以中国人叫它东洋车。上海第一辆是一八七四年从日本运来的,起初只给洋人坐;后来包车、租车、野鸡车满街都是。
卜筮星相说要取缔后来又通知暂缓
民国十八年二月三日,《世界日报》第七版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卜筮星相暂缓取缔,内政部已函知各省府查照》。算命、看相、测字、卜卦这一行,本来是列入该禁的,忽然又可以做了。文件里还叮嘱各级党政机关,要以民生为重。
和尚们头一回自己组了个会
民国元年四月,一百多个和尚在上海留云寺集会,成立中华佛教总会。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自主的全国团体,省支部二十多个,县分部四百多起。可这个会一出生就卡在内务部,第一道关是章程里用了佛历纪年。
老和尚去礼俗司讲理,回来当夜就没了
民国元年十一月十日,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寄禅到内务部礼俗司交涉庙产。司长杜关说布施为公、募化为私,一句话不松,还词色转厉。寄禅回法源寺,当夜气痛而逝,六十二岁。这一死逼出一纸承认寺产的教令。
民国二年内务部说了句寺庙的田归佛教
民国二年,内务部连着发了几道公文,把寺产的所有权判给了佛教公团。理由写在章程里:山寺田园本属四方僧物,非施舍而来即苦行所积。僧徒只是管理者,不是主人。这套说法用了三十多年。
南京那家刻经处刻了四十五年,刻出一千一百多卷
同治五年,杨仁山在南京办起金陵刻经处。到他 1911 年去世,四十五年刻印佛经二百一十一种、一千一百五十七卷,留下经板四万七千多块。一块版两个巴掌大,八百个字,熟手一天刻八十个。
和尚自己办学堂,从长沙开福寺那一间开始
光绪二十九年,僧人笠云在长沙开福寺办起僧学堂。此后三十年,安庆、宁波、常熟、镇江、常州、普陀、焦山,一所接一所。这些学校大多办几年就停,师资、经费、学生,哪一样都紧,有的只有十来个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