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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让人把汉书译成本国字
世宗设了译经所,把汉文的经史翻成女真文。翻的有《尚书》《周易》《春秋》,也有《史记》《汉书》《贞观政要》。翻书不为学问,为的是让不懂汉文的族人也能读。译本发下去,学校拿它当课本,字就有了用处。
女真字到元朝还有人认得
金亡了,女真字没跟着亡。元朝在东北还设女真字学,文书里也用它。元朝人编过女真文的译语,用来跟东北的部族打交道。字一直用到明朝初年,辽东的碑上还有。它不是一下断的,是慢慢没人用了才断的。
女真文留下的碑只有几块
今天能见到的女真文石刻,连十几种都不到。有名的就那么几块,得胜陀颂碑、开封的女真进士题名碑、奥屯良弼的两块碑,还有朝鲜的几处摩崖。数量太少,研究起来就像拼图,缺的比有的多,很多字只能靠对文推。
西夏文远看像汉字,近看一个不认得
西夏文远看像汉字,近看一个也不认得。它学了汉字的笔画和方块样子,可部件的拼法是自己定的。一个字一个音一个意思,也有偏旁,也讲结构。造字的人懂汉字,才敢这么造,因为借东西的人得知道哪儿能借,哪儿不能借。
掌中珠是四列对照的小书
乾祐二十一年,骨勒茂才编了一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每个词排四列:西夏字、汉译、汉字、西夏字注汉音。四列对着看,谁都能学对方的话。这本书本来是给两边做生意的人用的,后来成了破译西夏文最要紧的一把钥匙。
一部字典要收六千字还得注音
西夏人编过一部《音同》,按声母排字,同音的字堆在一处,收了六千多个。同音堆在一起,就得注清哪个是哪个,所以每个字底下都要写清用法。这样的书编起来极费劲,可它把整门字的音系定住了,后来的人靠它才摸得着路。
凉州碑一面汉字一面西夏文
武威大云寺有一块碑,天祐民安五年立的,记修护国寺塔的事。碑阳是西夏文,碑阴是汉文,两面说的是同一件事。这块碑在地里埋了几百年,嘉庆年间才被人认出来。认出来的那一刻,西夏文才重新被人知道。
西夏亡了,这字还活了二百年
西夏亡在1227年,蒙古人灭了它。可西夏文没跟着断,元朝把西夏遗民编进色目,还刻过西夏文的佛经。明朝时候,保定还有人在石幢上刻西夏文,那是弘治十五年。算下来,国亡之后这字又活了两百多年。
这套字能拼好几种话
八思巴字是拼音的,字母够用,就能拼不同的语言。蒙古话能拼,汉语能拼,藏语、梵语也能拼。一套字母管几国的话,这在当时是新鲜事。正因为能拼汉语,它成了研究元代人怎么说话的材料,比韵书还直接。
官印上刻的都是这种字
元朝的官印,面上多是八思巴字。印是权力的凭据,盖下去就生效。所以朝廷把新字刻在印上,是最省力的推广,谁当官谁就得认。今天留下来的八思巴字实物,最多的就是印。印小,字密,刻得极工整。
居庸关上有六种文字的石头
居庸关有一座过街塔的基座,至正五年建成,券洞里刻满了经咒。刻的是六种文字: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同一段话刻六遍,是让路过的人都念得出来。今天研究几种死文字,都要来这儿看。
蒙古人自己不认这套新字
新字是朝廷推的,可蒙古人自己不用。他们用了七八十年的回鹘式字,文书、家信、碑上都用它。新字难写,学起来费时,官府催也催不动。结果是官面上一套,日子里一套,两套并行到元朝结束。
元朝亡了,新字就没人用了
1368年元朝退出大都,退回漠北。八思巴字也跟着停了。它本来就是官字,官没了,字就没了靠山。回鹘式的老字反倒活下来,一直传到今天。八思巴字今天只剩印章、碑刻、牌符、钱币和一本韵书。
圣旨开头那句,长生天气力里
元朝圣旨的开头,常是一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这是蒙古话的套语,说的是靠长生天的气力和大福荫的护助。译成汉语,句子就散了,可它必须这么写。这一句是格式,也是身份的标记,一看就知道是谁下的令。
公文里的话跟嘴里说的一样
元朝的公文不爱用文言,多用当时的口语。上头、根底、勾当、分付、那般者,这些词都是嘴里的话。写下来就成了公文,读起来像有人在跟你交代事情。这在公文史上少见,前朝后代都没这么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