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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最后一次祭天
民国三年冬至,袁世凯在天坛祭天。凌晨三点出门,装甲汽车开到南门,换轿车,再换竹椅轿。他穿十二章大礼服、戴平天冠,登坛鞠躬四次,文武百官跟着鞠躬。祝板上把子臣两个字改成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这是天坛最后一次祭天。
结婚要奏乐奏什么
旧式婚礼从头到尾都有响动:花轿出门,前头一班吹鼓手,唢呐两支,锣一面,鼓一面。到女家门口吹一阵,接了新娘回来吹一路,进门拜堂还要吹。民国把这一套换成了西乐,钢琴、小提琴、军乐进行曲,可换得不彻底。
照相要坐正不许笑
晚清民国留下来的老照片,里头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在笑。常见的解释是曝光时间长,其实到十九世纪晚期,曝光已经缩到几秒,用不着板着脸。真正的原因是照相在学画像,画像里的人不笑。马克·吐温为此专门写信抗议过。
宁波那座老教堂是年租三十五元租回来的
雍正元年上谕把宁波药行街的天主堂改成公所,房子被城里人当民房、当店铺住了一百二十年。道光二十五年教士回来要堂,最后谈成的是一份年租三十五元、为期一百年的租约,期满可以续订。
南京那家刻经处刻了四十五年,刻出一千一百多卷
同治五年,杨仁山在南京办起金陵刻经处。到他 1911 年去世,四十五年刻印佛经二百一十一种、一千一百五十七卷,留下经板四万七千多块。一块版两个巴掌大,八百个字,熟手一天刻八十个。
北平登记了一千六百多座庙,关帝庙占最多
一千六百三十一座庙里,关帝庙二百八十六座排第一,观音寺一百二十一座第二。乾隆年间排第一的还是观音庵,一百八十年换了位置。数字变化未必是信仰变了,多半是数法变了:图上画得出来的,和有人来填表的,不是一回事。
四十七座土地庙,清朝算僧庙民国算民庙
三十年代查内城四十七座土地庙,三十八座有明确管理人,其中三十一座由市民管。可清朝的册子上,这些庙几乎全是僧庙。不是和尚占了庙,是清朝看管庙的人是谁,民国看管理人是谁,口径一变,僧庙就成了民庙。
两百年里这座城有过近两千座庙
乾隆十五年到 1950 年,北京内城不到四十平方公里,存在过近两千座庙,平均每平方公里五十座。走不到一百五十米就有一座。法国学者给这样的北京起名叫千庙京。庙多因为庙小,一间屋供一尊土地也算一座。
他在美国看议员吵架,回来造了一套速记符号
蔡锡勇出使美国四年,看见议会里吵成一团,散会后却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他问出那是速记,回国后照着英文速记的路子,给官话造了一套五十六个符号的写法,一八九六年在武昌印成《传音快字》。
台上的女角一直是男人扮的,直到有人把女学生请上台
中国话剧头十几年,台上没有女演员。女角由男的扮,理由是男女不能同台,伤风败俗。一九二三年,从美国回来的洪深在上海排戏,头一回让男女演员站在同一块台板上,台下有人骂,也有人叫好。
任庆泰在自家照相馆后院给谭鑫培拍了三天电影
一九〇五年秋天,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买来法国手摇摄影机和胶片,请谭鑫培在馆内后院的白布幔前拍《定军山》三段武戏。摄影师是馆里技师刘仲伦,前后拍了三天,用掉三本胶片。
袁牧之把镜头对准了弄堂里最穷的那几户人家
一九三七年明星公司出品、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写两个东北逃难姐妹在上海的遭遇,赵丹、周璇主演。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由周璇唱红,被称为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早十年。
书摊上一分钱看两本,蹲在路边能看半天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世界书局出了一套连环图画三国志,二十四册,每册三十二幅,封面上用红字印着连环图画四个字,这个名从此叫开了。一套书贵,穷孩子买不起,于是弄堂口菜场边支起书摊,一分钱看两本。上海这样的书摊最多时有两千多个。
说书这行从前不收女徒弟
苏州评弹有个行会叫光裕社,是乾隆年间王周士立下的,一九一二年改的名。社里有一套规矩:拜师要两个推荐人,要交二十到八十块银元;社内弟子叫苏道,能搭高台,社外的叫外道,只能站平台。最硬的一条是不收女徒弟。这条规矩一直顶到三十年代。
他把河北土话改成京腔,大鼓才进了茶楼
刘宝全生在河北深县,父亲唱木板大鼓,他九岁学唱,先后跟了宋五、胡十、霍明亮三位师父。一九〇〇年进北京,得谭鑫培、孙菊仙指点,把河间口音改成京音,又添了四胡琵琶,大鼓才从街头进了茶楼。后来人叫他鼓界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