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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边的钞关与税
运河上设了很多关,叫钞关,专收过往船只的税。船过关要停,报船的大小、装的什么货,按则例交钱。明代最盛的时侯,运河上有七个钞关,一年的税银几十万两。这笔钱,直接进了户部的库。七个钞关一字排开,按船按货两头收。
一罐红烧肉装进铁皮就能带着走
罐头的道理是密封加热杀菌。清末中国已有外资罐头厂,一九〇六年上海出现过国人自办的厂子。到二十年代末,梅林在上海办起罐头食品厂,做红烧扣肉、油焖笋、番茄沙司。铁皮全靠进口,一罐菜的成本里,马口铁占了大半。
广东馆子开到上海招牌上写粤菜
上海的粤菜馆从清末几家甜品铺起家,二十年代越开越多,杏花楼、新雅这一路,招牌上写粤菜,菜牌上有炒鲜奶、蚝油牛肉、白灼虾。粤菜讲究清鲜本味,跟本帮的浓油赤酱正好两头,上海的饭局从此多了一种选择。
同一条船上大菜间和统舱两样饭
同一条船上,头等舱的客人在大菜间里按顿吃西餐,一份一份上;统舱的乘客挤在甲板上,支个小泥炉煮饭,就着咸菜吃。一堵舱壁隔开两样饭。船票差几倍,饭就差几等,开饭的钟点也不一样,有人吃不完,有人吃不饱。
木榨换成了水压机出油多了一成
油坊里一根撞杆几个人抬着撞,一天出不了多少油。后来机器进厂,蒸籽、压榨、过滤都用机器,出油多了,豆饼成堆。油装桶装瓶,贴上商标,走轮船出港。乡下人拿豆子来换油,剩下的渣归油坊,一斤豆子出多少油,全看手艺。
米店门口的水牌写着当天的米价
米店门口摆几只敞口木箱,籼米粳米糯米分开放,一升一斗量给你。买得多伙计扛着送上门,米袋往肩上一搭。米价一天一变,早上挂出水牌,涨了就有人排队。赊账记在折子上,月底一起算,一斗米能煮几天饭,主妇心里有数。
拉一下绳子水就把脏东西冲走
抽水马桶是租界洋房里的东西:一个瓷盆,一个水箱,一根管子,拉一下绳子,水冲下去,脏东西进了化粪池。它不用倒、不用闻、不用下楼,可它要自来水、要下水道、要钱。有人说,抽水马桶是最不显眼的一样洋货,可它改的是人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
十六铺码头上人挤人
十六铺在上海县城东门外,黄浦江西岸,一片码头连着一片码头。长江来的、宁波来的、广东来的船都靠这儿,栈桥、趸船、跳板、缆桩挤在一处,扛夫、挑夫、黄包车、小贩挤在一处。码头上分帮口,苏北帮扛包,湖北帮拉车,各有各的地界。
川江上船要靠人拉过去
川江是从宜宾到宜昌这一千多公里,江窄弯急,滩多礁多。水急的地方机器推不动,只能靠人在岸上拉:纤夫肩上套着竹缆,一步一弯腰把船往上拽。滩太陡人拉不动,就装绞关,几个人推着转,把船一点一点绞上去。
统舱里铺一张席子就睡
统舱是轮船最底下的一层,没有舱房,一大间通铺,票价最便宜。舱里没有床,只有木板,客人自己带席子被子,抢块地方铺开就睡。舱顶低,没窗,点煤油灯,空气闷。一条船统舱能装几百人,挤的时候上千。
驿站裁掉以后驿卒去哪了
一九一二年五月,交通部下令裁驿归邮,全国上千处驿站陆续关张。马卖了,房子改了,人散了。年轻的进邮局当邮差,会骑马的去当兵,年纪大的回家种地。一套跑了两千年的制度,两年就拆完了。
杂货铺门口挂一只绿信柜
大清邮政刚办起来,邮局只在通商口岸和府城有,乡下人寄一封信要走几十里。光绪二十五年,邮政下了第二十七号通令,让各地挑殷实铺商代办邮政,发一块牌匾、一只信柜。三年之间,代办邮局从十二间涨到一百五十三间。
南京那家刻经处刻了四十五年,刻出一千一百多卷
同治五年,杨仁山在南京办起金陵刻经处。到他 1911 年去世,四十五年刻印佛经二百一十一种、一千一百五十七卷,留下经板四万七千多块。一块版两个巴掌大,八百个字,熟手一天刻八十个。
从日本找回来的那些书,让几个宗派重新有了依据
杨仁山随曾纪泽出使英国,两度在日本停留,托学僧南条文雄搜求中国失传的经论注疏,找回二百八十余种。《中论疏》《成唯识论述记》这些书回来,三论宗和唯识宗才重新有了依据。他自己没能编完《大藏辑要》。
制造局里腾出几间屋子办了个翻译馆
一八六八年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请洋人口译、中国学者笔述,把西方科技书翻成中文。徐寿主持,先后出书一百六十多种,还办了格致书院和《格致汇编》。这种笨办法把化学、物理、机器制造搬进了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