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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立了千年的两块碑,到十九世纪末才有人读懂
8世纪突厥人在蒙古高原鄂尔浑河畔立《阙特勤碑》(732)与《毗伽可汗碑》(735),以字形方折的如尼式文字记述突厥兴衰。石碑在草原矗立千年,1889年被重新发现,1893年由丹麦学者汤姆森解读。
回鹘文与西域文书
回鹘人在粟特文草体基础上改制成回鹘文,字母分词首词中词末,行款由横写改为竖写。吐鲁番高昌故地出土了大量回鹘文佛经、契约与摩尼教经典,回鹘文后为蒙古文、满文的远源,其文书年代迟至十七世纪犹存。
粟特文与丝路商旅
粟特人是丝路上最活跃的商胡,粟特语一度是中亚通用语。敦煌长城烽燧出土的4世纪初古信札、穆格山文书与吐鲁番宗教经典,记录了昭武九姓的贸易网络、契约制度与多元信仰,其字母更经回鹘、蒙古而东传。
为了译经先学梵文字母汉语音韵学跟着往前走
唐代玄奘、义净先后主持国家译场,建立严密的译经制度,世称新译;印度启蒙字书悉昙章随之传入,梵文字母体系推动了唐末字母之学与等韵图的出现,深刻影响汉语音韵研究,三十六字母即其绪余。
日本假名与汉字东传🏛 图证
日本先以汉字音义标记日语,8世纪《万叶集》所用表音汉字被称为万叶假名。9世纪以后汉字草书简化为平假名,楷书偏旁演为片假名;旧传空海、吉备真备分别创制,现代学界认为假名是长期演变的结果。
朝鲜吏读与汉文教育
统一新罗时期,学者薛聪整理以汉字音义标记朝鲜语的吏读法,使本族人能按朝鲜语解读汉文、书写公文。新罗682年设国学,以《论语》《孝经》等授徒。薛聪首创之说见于后世史书,学界尚有异议。
汉字外传与东亚书写共同体
隋唐时期汉字成为东亚各国共同的书面语,书仪、尺牍与各类写本随遣唐使、留学僧大量流通,日本、新罗、越南的士人以汉文写作、通信、议政,以汉字为纽带的东亚书写共同体在这一时期形成。
他改了算初一的方法让初一那天真是看不见月亮
唐武德二年,高祖诏令道士傅仁均制定新历。傅仁均首次采用定朔,按日月实际运行推算朔日,使初一必为真合朔,革除了平朔历月末见月、初二见朔的毛病。《戊寅元历》是历法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
王焘《外台秘要》
唐玄宗时,久在弘文馆任职、得以遍阅皇家秘府医书的王焘,积二十余年之功广搜前代与当代方论,编成《外台秘要》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门、载方六千余首,引书皆标出处,保存了大量今已亡佚的晋唐医籍。
道地药材与州县土贡
唐代以各地所产药物列入州县土贡,《新修本草》《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详记各地所出佳药,如蜀椒、秦归、潞参、阿魏等,初步形成道地药材的产地观念与采集、上贡制度,既保障了官方和太医署用药,也为后世道地药材学说奠定基础。
许胤宗熏蒸治中风
跨陈、隋、唐三朝的医家许胤宗不尚著书、重在临证,相传以黄芪防风汤数十斛置于柳太后床下熏蒸,使中风噤口、昏迷不语的太后药气透肤、当夜能言,成为中医外治熏蒸法的著名案例,其用药贵专、医者意也之论亦载于史册。
唐太宗遣使摩揭陀取熬糖法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因西域所贡石蜜色味俱佳,遣使随摩揭陀国使者往天竺求取熬蔗糖之法,又命扬州上贡甘蔗、就地按法煎炼,所成蔗糖品质逾于西域,是中印物质与工艺交流的名例,也丰富了唐代药用糖的品类。
秦鸣鹤针刺唐高宗头风
弘道元年,唐高宗苦于头重目眩、几不能视,侍医秦鸣鹤诊为风毒上攻,力主在头顶百会、脑户刺血泄邪,武则天初以为险而怒斥,终因高宗许可而行针,针后帝顿觉目明,是唐代针灸急救与宫廷医事的著名案例。
龙门石窟药方洞与石刻药方
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将约一百四十首验方刻于洞壁,药多常见、用法平近,供往来行人抄录自救,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药方。其造像始于北魏,药方镌刻年代有北齐、北齐至唐、唐代三说,体现了佛教福田思想与民间医药普及的结合。
刘禹锡《传信方》与文人知医
中唐文豪刘禹锡博涉医理,把自己亲验、友人传用有效的简便方剂辑为《传信方》两卷,方求必验、传必有自,体现了唐代士大夫留心医药、以实用验方济世的风气,原书虽佚,部分方剂赖《证类本草》等流传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