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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南海一年,一样东西都没带走
梁天监初年,王僧孺出为南海太守。郡里每年有高凉的生口和海舶到,外国商人拿货来换人。旧例是州郡按半价强买,转手再卖,利好几倍,历届都这么办。他叹了一句,一样没拿。任满被召回时,郡民六百人跑到京城请他留下。
崖上那排木头的下头是立在水里的
褒斜道的阁道,一头插进山腹,一头立柱子在水里。诸葛亮给哥哥写信说,赵子龙退军时烧了赤崖以北的阁道,如今水大而急,柱子安不下去。后来修路的人索性不立柱,木头悬着,走上去晃,看的人心慌。
四马路上一家番菜馆把刀叉摆上了桌
光绪二年,葛元煦把上海租界里的见闻写成一本《沪游杂记》。书里记到洋人的菜馆,名号有海天春、一品香几家,都开在四马路一带。当时管这种馆子叫番菜馆,管一顿饭叫吃大菜。刀叉一人一副,汤先上,菜一道一道来,跟合桌共食的老规矩两样。
平价米里掺着沙子稗子被叫作八宝饭
抗战时期重庆实行粮食配给,公教人员凭册买平价米。米是征来的,碾得粗,混着沙子、稗子和谷壳,煮出来一锅杂色,吃饭的人苦笑着叫它八宝饭。米价一天一变,工资跟不上,饭桌先垮下来。
崂山脚下的德国厂子酿出青岛啤酒
一九〇三年,英德商人在青岛办起啤酒厂,用崂山的泉水、德国的机器和酵母、进口的啤酒花,酿出玻璃瓶装的啤酒。先在青岛和沿海各口岸卖,后来卖到上海、天津,中国人喝啤酒从洋行饭桌走进了街边小馆。
广东馆子开到上海招牌上写粤菜
上海的粤菜馆从清末几家甜品铺起家,二十年代越开越多,杏花楼、新雅这一路,招牌上写粤菜,菜牌上有炒鲜奶、蚝油牛肉、白灼虾。粤菜讲究清鲜本味,跟本帮的浓油赤酱正好两头,上海的饭局从此多了一种选择。
荞麦面压出来过冷水浇上冰汤
荞麦面压进滚水,一烫就熟,捞出来过冷水,抖散,浇上冰凉的牛肉汤,摆牛肉片、鸡蛋、梨片、辣白菜,汤里还带冰碴。朝鲜族人家搬到东北,把这碗面也带过来,夏天吃,冬天也吃。冷面要冷得透,碗先在冰水里镇过,一碗下去透心凉。
街上支起一条凳替人剪辫子
民国元年,各地贴出剪辫的告示,街上支起凳子,一把剪子替人剪。有人自己剪了,辫子包好寄回老家;有人躲着不肯,被巡警按着剪。剪完对着镜子摸后脑,凉的,不习惯。辫子剪了,帽子得换,辫子钱也没了。满街都是短头发的人。
放了脚的女人要做一双大鞋
放足以后,脚变大了,原来的小鞋穿不进,得重新做鞋。鞋样从三寸改成五六寸,鞋头圆了,鞋底厚了,走路稳。鞋面还是绣花,牡丹、蝴蝶、蝙蝠,绣在鞋尖上。做一双绣花鞋要纳底、糊帮、绣花、上鞋,一个女人做半个月,穿坏了再做。
冬天手上套一副毛线手套
手套是洋东西。皮手套配西装、配大衣,是体面;毛线手套暖和,人人可戴;白纱手套是干活的、是礼仪的,舞会上戴长手套。手套分五指、分两指、分无指,无指的露着指头好写字。一副手套,比一件衣裳更看得出人的身份,手最藏不住。
街边蹲着个孩子替人擦鞋
皮鞋进来,街上就有了擦鞋的。一只小木箱,一头垫脚,一头装鞋油、鞋刷、抹布。客人把脚一伸,擦鞋的先用布掸灰,再上油,再刷,再拿布打光。擦一双几分钟,收几个铜板。擦鞋的多是孩子,蹲在路口,一蹲一天,蹲到天黑。
旗袍的领子一年比一年低
旗袍的领子变过好几回。早先是高领,硬,抵住下巴,有三寸高;后来矮下去,矮到贴住脖子;再后来干脆没有领,只把领口滚一道边。领子高低,跟天气有关,也跟风气有关。高领端庄,无领轻便。裁缝做旗袍,先问一句:领子要多高。
旗袍里头还要穿一件衬裙
旗袍料子薄,光一照就透。里头要穿一件衬裙:一条细吊带,一件短衬衣,或者一身连体的衬里,白的、肉色的,丝的最服帖。衬裙不能露,一露就俗。夏天穿薄旗袍,衬裙比旗袍还讲究。有人旗袍只有两件,衬裙有五六条,一条条洗。
旗袍的襟从右边斜过去
旗袍的襟不在正中,在右边斜着过去:从领口一直斜到右腋下,叫大襟。右衽是老规矩,汉人的衣裳都往右掩。也有正中开的、双襟的、暗襟的。襟一开,扣子就跟着走:斜襟斜着排扣,正中开直着排扣。一道襟,是旗袍的脸。
几根竹竿弯起来盖一张芦席
滚地龙是上海棚户里最简陋的一种棚子:几根竹竿弯成弧形插在地上,盖芦席、盖破油毡,人要爬着进去。住的是从苏北、安徽、山东逃荒来的人,拉车的、挑粪的、捡破烂的。搭在空地上、河浜边、铁路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