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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年焚锦绣于殿前
开元二年,玄宗以风俗奢靡,下诏将宫廷珠玉锦绣等焚于殿前,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后妃以下毋得服珠锦绣;又罢两京织锦坊,旧有锦绣听染为皂。一把火宣告去奢从俭,成为开元之治开场的标志性一幕。
开元二年禁百官服金翠
与殿前焚锦绣同年,朝廷明立禁断:百官服饰、诸王所用,不得饰以金翠珠玉,士庶之家毋得服锦绣;又定妇人衣服各依其夫、其子品色,使服制与家内身份相准。违者杖一百,以法令整齐天下穿衣。
开元武官复罢七事
蹀躞七事乃武官随身悬佩的七件杂物。景云中复令依上元故事,武官五品以上佩七事;至开元初复罢,惟许带手巾、算袋,刀子砺石等不佩。七事旋复旋罢,可见胡式佩饰在唐廷的兴废,亦见胡俗之进退。
百官骑乘与衣冠之议🏛 图证
景龙、开元间,百官出行由牛车渐改为骑马,褒衣博带、革履高冠不便马上,遂有衣冠从省之议。刘子玄请乘马者改著便于骑从之服,编入令;开元十一年郊祀且乘辂而往、骑还。服制随骑乘而调整。
天竺僧衣与佛幡锦缬
五天竺与师子国高僧东来,不空于天宝五载归国,进献白㲲、金宝璎珞等物。割截坏色的袈裟与缤纷的锦缬佛幡,大大丰富了汉地僧衣与寺院庄严的面貌,不空受赐紫袈裟,玄宗亲为披授,可见内廷供养之厚。
拂菻僧与绣袍入朝
拂菻即东罗马,贞观十七年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方物。正史中并无进献绣袍的记载,此说于史无征,不足凭信;章怀太子墓客使图或有拂菻使者,学界尚有争议,只可存疑待考,所献诸物仍以正史为断。
大食商人的长袍入蕃
杜环所撰经行记载大食男子身着宽袍、束带佩刀、裹头,女子出门则拥蔽其面。这类装束随着海上蕃商,在广州等港口城市的市井间出现,唐人以为殊方异观,杜环经行记赖《通典》征引而存。
刘禹锡咏衫裙旧制
刘禹锡以诗记录中唐衫裙髻样:《与歌者米嘉荣》叹染髭须事后生,《泰娘歌》写长鬟如云衣似雾,《和乐天柘枝》记鸾凤髻、斗鸡纱、汗透罗衣,借衣妆新旧寄时代盛衰,其诗兼具诗史与风俗史之价值。
他写了一首诗,说长安人五十年来都学胡妆
元和四年元稹作新题乐府《法曲》,写安史乱后女学胡妆、伎进胡音,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雅乐与夷俗界限在日常生活中渐被消磨,是乱后去胡化焦虑的直接自供,可与白居易《时世妆》并读。
白居易时世妆儆戎
白居易新乐府《时世妆》副题儆戎,记元和末长安女子不施朱粉、乌膏注唇、八字低眉、圆鬟椎髻、赭染面颊,借辛有见被发伊川之典,警告髻椎面赭非华风,指向吐蕃风俗与西陲之忧,可与元稹《法曲》并读。
内外官服色逾制成风
中唐以降,士人、豪富之家私衣朱紫、织用文锦者日益增多,服色公然逾制,上下贵贱几乎无别,朝廷虽屡次下诏严禁,却始终不能真正止绝,成为品色制度弛坏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太和六年王涯重定,亦收效有限。
乌膏注唇与八字低眉
元和时世妆以乌膏点染双唇、双眉画作八字低垂,面上不施朱粉,唇色黑、眉紧蹙,一反红粉鲜润的传统审美,妆成之态竟如同含悲啼哭,与盛唐妆面迥然有别,故白居易诗以非华风为叹,欲时人警醒。
脸上涂赭红,太阳穴画两道红痕像伤口
中唐妇女受吐蕃等风俗影响,以赭红黄粉涂染面部,又在太阳穴、两颊描画斜红而不晕开,红痕锐利如同伤痕,这是元和胡妆中最能见出异域色彩的两种面饰,斜红本六朝旧法,至此不晕而施于胡妆。
擦掉所有粉用紫膏在眼圈上画一圈血痕
长庆年间,妇人面上尽去丹粉,以紫膏描画眼眶上下,紫痕绕眶如同血痕,称为血晕妆,这是元和悲啼妆之后更趋险异、刻意以伤痕为美的一种新奇面妆,其证主要见于唐语林及新唐书五行志,图像尚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