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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为什么要写得那么绕
公文写得绕,不是文人爱绕,是制度逼出来的。一句能说完的事,要先引经、再请示、最后留退路,一句"伏候钧裁"就把决定推回上头。绕得越长,责任越散,错了能推。所以绕是拿字数买安全。一句能说完的事,要先引经、再请示、最后留退路。
衙门的行话外人听不懂
衙门里有一套自己的话,外人听得见字,听不懂意思。差役叫白役,抓人叫唤人,卷宗叫稿案,结案叫完案。这些话不写在书上,只在嘴里传,传是为了分内外,听得懂就是自己人,听不懂就是外人。外人办不了事。所以行话是门,门窄,进得去的人少。
账本里的字只有自己认得
账本里的字最难认。因为记账的人图快,快就省笔,省笔就成自家的一套。这套只有自己认得,自己认得的账最省事,可它最怕人死。人一死账就成废纸,废纸打不清官司,老商号有规矩,账要用通行字,通行字慢,慢可传。传得下去才叫账,凭据经得起看。
通事这个差事干什么
通事是干什么的,就是翻译,官话叫通事,口岸叫通译,替两边说话的人。两边话不通就靠他,靠他就得信他,信他就得给他好处。所以通事最容易两头吃。因为只有他懂,懂就是权,权在嘴上。所以朝廷最怕通事,怕他乱译,乱译要出事,出事才立规矩。
四夷馆是教外语的
四夷馆是教外语的,教的是几种边地的语言,有蒙古,有女真,有西番,有缅甸,有暹罗。学生从各地选,选了要学几年,学几年才当通事。所以四夷馆是通事的学校,学校最要紧的是老师,老师多是降人,降人最懂对面的话。可降人也最不可靠,用降人最难。
朝贡时的翻译最难
朝贡时的翻译最难,因为朝贡是礼,礼上一个字都不能错,错了就是失礼。一个称呼要在礼部翻旧档,翻出上一回怎么称的,照着称。称高了是僭,称低了是贬。所以朝贡的翻译是排练出来的。一个称呼要在礼部翻旧档,照着上一回称。
看小说在当时不体面
明代士大夫把通俗小说算在小道里,藏书目录不收,家训里还劝子弟别看。可《三国》《水浒》照样人手一部,印得比经书还多。署名用化名、序里写劝善惩恶,都是给自己留退路,一直留到清末。看小说在当时不体面,可看的人最多。
戏文里的话最上口
戏文是唱出来的,唱词要押韵、要合板,句子长短有定,所以一听就记住。明代流行的小曲也一样,沈德符说《打枣竿》《挂枝儿》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也人人喜听之。戏文里的话最上口,一听就记住。
诗社一群人凑着写
明代文人结社成风,一个县能有好几个社。社有社约、社期、社题,写完了凑在一起评,评完刻成社稿。到崇祯年间,复社把几十个小社并起来,虎丘开一次会,来的船排满河道,到的人上千,说是几千。诗社是一群人凑着写诗的地方。
民间小曲比诗还流行
万历年间最流行的是小曲,不是诗。沈德符说《打枣竿》《挂枝儿》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文人一边骂它淫,一边偷偷收集,冯梦龙还编成了书,编完自己写序替它说话。民间的小曲,比文人诗还流行。
印章从凭信变成玩物
印章本是凭信,盖在公文契约上。明代多出一种印,盖在书画上,不证明什么,只表明是谁。文彭用石头刻印,刻出笔意,篆刻成了学问。闲章刻一句话,等于替自己说一句平时不好说的话,也不署名。印章从凭信,变成了书房里的玩物。
一张画值几两看五样
明人买画看五样:人、幅、工、新旧、来路。人最要紧。李日华记过价,一张文徵明几两,一张唐寅十几两,一张宋人小品几十两。徽商一进场,价就往上走,一张董其昌的山水能换几十亩田,还抢不到。一张画值几两,看的是人不是纸。
园林是关起门来造的
园林是关起门来造的,第一件事是砌墙。墙一砌,里面就是自己的天下,这叫市隐。墙白瓦青,墙上开漏窗,洞里看出去是一幅画。园门不显眼,多半开在巷子里,进门先挡一道影壁。墙头压瓦,白墙青瓦,一看就知道是人家。
借景是借别人的景
借景是把墙外的山、塔、树借进来。计成分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远借最讲究位置,亭子挪三丈,景就没了。邻借最省事,隔壁有树,开一扇窗就行。借来的景不要钱,要眼睛。借景是把别人家的山、塔、树借进来。借来的景不要钱,要眼睛。
藏书的人比读书的人多
明代藏书家多,读书的人少。书买回来插在架上,几十年不动。藏书是为了子孙、为了名声、为了备着。宁波范钦的天一阁最狠,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女子不得登楼。书在楼上,人在楼下,一隔几代。藏书的人比读书的人多,书插在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