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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说一段唱讲完佛经故事就讲伍子胥
敦煌变文是唐代寺院俗讲与民间说唱的底本,韵散相间、语言口语化,既讲佛经故事,也唱伍子胥、王昭君等史传人物。20世纪初出土于敦煌藏经洞,是白话文学的重要源头,其韵散相间之体,下启话本与宝卷。
智永与隋代书法承启
由陈入隋的僧人智永,俗名法极,相传是王羲之七世孙。他居永欣寺阁临书三十年,退笔成冢、门槛包铁,所书《真草千字文》真草对照、广散诸寺,是二王书风通向唐代之津梁,其功甚伟,不可没也。
他学褚遂良学得更瘦,一块碑只剩日本的宋拓
薛稷(649—713)字嗣通,是薛道衡曾孙,家藏虞褚名迹,书法专学褚遂良而更瘦劲。所书《信行禅师碑》原石久佚,仅存宋拓孤本于日本。他又以画鹤名世,是初唐四家之殿军,亦书画兼擅之士。
拿两个字拼出第三个字的音用了上千年
反切是中国古代以二字拼注一字读音的方法,取上字声母、下字韵母声调相切,汉末渐兴,魏晋孙炎《尔雅音义》系统使用,至陆法言《切韵》成为韵书注音的根本之法,沿用千余年,至注音字母与拼音行世乃废。
陆德明《经典释文》
陆德明历陈、隋入唐,所撰《经典释文》三十卷,为《周易》《尚书》《诗经》《三礼》《三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种典籍作音义,汇集魏晋以来二百余家音切,兼存异本异读,是隋唐音义之学的开山之作。
玄应《一切经音义》
玄应为唐初大慈恩寺翻经僧,贞观末撰成《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为四百数十部佛经中的字词逐一注音释义,广引群经字书,是现存最早的佛教音义著作,实开有唐一代佛典音义之学的先河。
唐本《玉篇》与字书
《玉篇》本为梁顾野王所撰,是中国第一部以楷书为正体的字典,分五百四十二部。唐代孙强等增字减注,广为通行;日本今存唐写本残卷,保存了孙氏增订以前的旧貌,可与后世刻本相印证。
开场先唱一段押座文把人坐住再白话唱经🏛 图证
唐代寺院讲经分僧讲、俗讲两途。俗讲面向世俗男女,以白话散说与七言韵唱交替敷衍经义,开场先唱押座文收摄众心。敦煌所出讲经文是其底本,《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甚至演于宫廷。
曲子词与长短句兴起
词本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曲子,依调填词、句有长短,与齐言的诗体制不同。敦煌《云谣集杂曲子》保存早期民间词三十首,温庭筠等文人大力创作,后蜀《花间集》结集,长短句之体由是确立。
唐代方言与共同语
唐代方言分歧明显,吴楚轻浅、燕赵重浊、秦陇梁益各有声韵之异。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话逐渐形成通行的正音,士子据韵书押韵以通彼此,书面通语与各地口语并行,共同语的基础由此奠定。
雕版印刷《金刚经》
唐咸通九年(868)雕印的《金刚经》卷子,是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完整雕版印刷品。它一九〇七年出于敦煌藏经洞,卷首说法图刀法纯熟,卷末留着施刊人王玠的一行题记,写的是为父母祈福。
用楮树皮煮烂打浆捞出来晾干就是宣纸
唐代宣州出产的高级纸张,因产地得名,统称宣纸。这个名目最早见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当时以楮皮为料,经浸泡、蒸煮、漂洗、打浆、捞焙多道工序制成,质地绵韧、洁白紧密,为书画提供了合用的载体,也是造纸术走向精熟的一个标志。
日本遣唐使与留学生阿倍仲麻吕
从舒明天皇到宇多天皇,日本任命过十几次遣唐使,成行的十二次。船四艘,人从二百多涨到五百多。随船来的留学生进国子监读书,学问僧进寺院学法。有个叫阿倍仲麻吕的,十六七岁来,一直没回去,在唐朝做了五十多年官。
帖经、试策与杂文三场
唐代进士考三场:先帖经,再杂文,最后策问。帖经不通,后面两场不用考。杂文后来专考诗赋,考你会不会写;策问考你怎么看国事。这套格局是永隆二年定的,起因是一个叫刘思立的考功员外郎上了道奏。
开元天宝间诗赋取士定型
永隆以后,进士加试杂文,可杂文里还有箴、铭、论、表。到开元、天宝,杂文渐渐只剩诗和赋:一首律诗,一首律赋。题目和韵脚由考官当场定。这一变,考试考的就是声律功夫。天下士子从此天天练对仗、背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