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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明堂议了三代人,最后盖成个大通间
明堂是皇帝祭天、布政、办学合在一起的一座大房子。它该盖成什么样,古书里有两个说法:《考工记》说五室,《大戴礼》说九室。西晋为这事议了几十年,最后裴頠拍了板:别争了,盖一座大殿就行。
同音字太多逼着汉语把词说长
先秦汉语以单音词为主,《论语》单音词占七成半,《孟子》复音词两成九。汉魏六朝复音化加速,《世说新语》复音词两千一百二十六个,双音节占九成。构词以联合、偏正为主,另有偏义复词;音系简化、同音字增多是主要动因。
吴歌里管心上人叫欢
吴声歌曲里,姑娘管心上人叫欢。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侬是我,欢是他。华山畿唱得更狠,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这套称呼在文人诗里指朋友多,进了吴歌就专指情人。
丈夫是成年男子妻子是老婆加孩子
丈夫在六朝指成年男子,妻子是妻加子两样人,舅姑是公婆不是舅父姑母。三个词都是两个字并排,不是一个修饰一个,拆开看才明白。后来凝固成一个词,结构被忘掉,人才按今天的意思去读,一读就错。
嘴上说的纸上不这么说
六朝人说话跟写字是两套系统。嘴里说的双音词多、虚词换了,纸上写的还是先秦两汉的文言。佛经译文和民歌是例外,因为要讲给不识字的人听。这个格局延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是把这条缝重新缝上。
太守发了一道教令,公文不许再用土纸
东晋豫章太守范宁发过一道教令,公文不许用土纸,一律用藤角纸。土纸是草纸,粗,墨一上去就洇;藤角纸用藤皮做,纤维长,纸面紧。这道令收在《初学记》里,只有一句。它说明纸的普及不只是技术问题,一个太守就能改一地的书写习惯。
草泥抹上去,白粉刷上去,画才挂得住
敦煌的画能留到今天,一半靠颜料,一半靠那层泥。墙做得糙一点,颜料吃进去,反而抓得牢;墙做得太细太平,白粉一厚,起甲剥落就跟着来。同一批画工,同样的颜料,成败差在看不见的那一层。这件事上,讲究不一定赢。
四面墙四个角楼把自己围成一座堡
西晋末北方大乱,留下的大家族筑墙自守,叫坞壁。北魏承认这些堡主,任他们做宗主督护百姓,《魏书》说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太和十年李冲立三长制,把藏在堡主名下的人掏出来。坞堡的样子留在明器上,武汉博物馆那件青瓷坞堡长六十七厘米。
三个快死的人他一样药都没开
韩友是庐江舒人,读书出身,跟会稽的伍振学《易》。他会占卜,会看宅子,会看坟。三个病人抬到他面前:一个病了多年快断气,一个已经死过去又活了,一个被鬼缠了好几年。他开的方子分别是:一只野猪、一块画了日月的木板、两个皮囊。
一个学化工的人把日本调味粉拆开自己做
二十年代初,日本的味之素在中国卖得贵,一小瓶顶几斤肉。吴蕴初是上海学过化学的技师,他买来一包慢慢分析,认定主成分是谷氨酸钠,用面筋加盐酸水解就能得到。一九二三年他和张逸云合伙办起天厨味精厂,商标佛手,价钱压得比味之素低。
广州人早上上茶楼一盅茶两件点心
一盅两件,是一盅茶配两件点心,广州人早上上茶楼的标准配置。茶楼分三等,最便宜的二厘馆只摆几张桌,茶楼有楼座、有推车。陶陶居一八八〇年开,莲香楼一八八九年开。天不亮开门,做到晌午。
马路上摆的菜摊搬进了有顶的屋子
上海的马路菜摊摆了几十年,占道、脏水、臭味,租界工部局嫌难看,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盖室内菜场,砌台板、通自来水、编摊位号,按月收摊租。买菜从此有了固定的地方和固定的钟点,脏水也顺着沟走了。
火车上吃饭从拎着饭盒到进餐车
早先坐火车要自带干粮,大站停车时站台上有人卖包子烧鸡。后来长途列车挂上餐车,白色台布,西餐为主,汤、鱼、肉、咖啡一道道上。吃饭从凑合变成了一件事,坐车的等级也摆在了盘子里。
几千人的厂子靠一间食堂管午饭
大厂人成千,工人住得远,中午回不了家。厂里办食堂,砌大灶、上蒸笼、摆长条桌,饭票按月发,凭票打饭。三班倒的厂子食堂一天开几轮,锅里的菜一锅接一锅,吃到的人各有各的说法,也各有各的怨气。
津浦铁路一通站台上就有人卖扒鸡
津浦铁路一通车,德州站台上就有人提着竹篮卖扒鸡。鸡先炸后焖,老汤里搁十几味香料,焖到骨头都酥,抖一抖肉就离骨。火车停几分钟,小贩沿车窗递进来,一只鸡用荷叶包着,凉了也好吃,油凝在皮上,一路吃到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