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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庙和官的关系变了
从前官管名分、庙管自己的事,两头清。清末官往里走三步:提产、占房、管人。庙让不了的原因是庙产没有法人:僧人说常住,地方说公产,施主后人说族产。一个和尚从出家人变成了户民。从前官管名分,庙管自己的事。
宫里养着一批做手艺的人
宫里养的手艺人比画师多得多:漆匠、玉匠、织匠、裱褙匠,分在内官监、御用监、银作局、织染局。匠人有匠籍,世代承役,子弟不能考科举。手艺好的能挂锦衣卫衔,最大的愿望就是脱籍。宫里养着一批做手艺的人,比画师多。
书办这一行,进去要考,出来要等
州县的书吏不是官,是考进去的。会写字、会算账、懂几条律例的,本官考上来,取上了要具结、要保人、要把籍贯三代报上去。进去以后天天点卯,役满五年考一次职,考中的能去做典史、巡检这样的小官,考不中的回家。官三年一换,书吏一辈子不换。
僧道犯了法先归僧官管
和尚道士犯法,先归僧官管。僧官叫僧纲司、道纪司,由僧人道士自己当。管不了的才送官府。送了官府,先打一顿,再勒令还俗。所以出家人的身份,是一层挡箭牌。挡得住小罪,挡不住大罪。僧官叫僧纲司、道纪司,由僧人道士自己当。
城分几等京城最大县城最小
明清的城分几等。京城最大,省城次之,府城又次之,县城最小。城越大,人越多,可多到多少,说不清。所以城的人口,只能估,不能数。估的办法有几个,估出来的数差得远,一倍两倍都常见。京城最大,省城次之,府城再次,县城最小,估出来的是量级。
仰韶时代粟黍农业的扩散🏛 图证
西安鱼化寨一个灰坑里,浮选出二十三万五千粒藜属种子。一个村子攒了这么多野草籽,说明仰韶早期的人,碗里还有一半是从野地里采来的。到仰韶中期,这一口就没了,小米坐稳了主粮的位置。
一个土墩,好几个村子
澧阳平原上有一类土墩,远远看是个小包,挖开,里面不是一层,是好几层。每一层都有房子、有灰坑、有陶片,层与层之间隔着一层淤泥。一个土墩,是好几个村子叠起来的,中间隔的那些淤泥,是水来过。
匡衡把郊祀搬到长安城南
成帝即位那年,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上了一道奏,要把甘泉的泰畤、汾阴的后土祠搬回长安城南城北。理由是方位不对、路太远、百姓太苦。廷议五十对八,搬了。可搬完大风拔树,皇帝又一直没儿子,十几年里又搬回去两回。
一座帐篷能坐一百人骨架是弯树枝
南齐永明十年,公元四九二年,南齐使臣出使北魏,看见他们祭天的帐篷:绳子交叉编结,木枝弯成骨架,上面覆青缯,形状平圆,下面能坐一百人。他们叫它伞,也叫百子帐,宴饮休息都在里面。写这段的是《南齐书·魏虏传》。
供佛的钱不能拿去修僧房,混了要还
寺院的财物在律里分三类,佛物、法物、僧物,僧物还要再分常住和现前。几样不能互用,挪了要按本加息还,还不上就当着僧众作念认账。北朝寺院三万多所,每一所都按这个分格记账,账不能混。
他把都城搬到平壤,父亲那通碑留在了老城
四二七年,高句丽把都城从鸭绿江边的国内城搬到南边四百多里的大同江边。父亲那通一千七百多字的碑留在老城没动。北魏使者到平壤看过,记下疆域、土田、头饰和三尺马。南北两边都给封号,北魏给的比刘宋少一个打字。
马路上摆的菜摊搬进了有顶的屋子
上海的马路菜摊摆了几十年,占道、脏水、臭味,租界工部局嫌难看,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盖室内菜场,砌台板、通自来水、编摊位号,按月收摊租。买菜从此有了固定的地方和固定的钟点,脏水也顺着沟走了。
骑楼底下那条廊能避雨
骑楼是楼上伸出来盖住人行道的房子:楼下退进去,留一条廊,廊柱撑着楼;楼上照常住人、开店。广州天热雨多,走在廊下不怕晒也不怕淋,一条街的廊连起来,走完整条街不用打伞。楼骑在人行道上头,所以叫骑楼。
正一派在上海另组一个会,一直没批下来
民国二年秋,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到上海,召集江苏浙江江西一部分正一庙观代表开会,发起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发起书说要办医院、办学校、办实业。这个会始终没拿到政府核准,活动一直没开展起来。
天师往南边卖符,一路被人赶
光绪三十一年天师张元旭到广东,待不住走了,又到汕头,也没待住。第二年有人自称天师之弟,在汕头客栈门口挂出两面虎头牌要开坛,被栈主斥责收了回去。广州《时事画报》把这事画成图,按语说沿途为有识者斥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