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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患一来城就得搬家
河边的城,命运跟河绑在一起。河一决,城就淹;河一改,城就废。所以河边的城搬过很多次,搬一次就是几十年的功夫,还不一定搬得成,多半搬不成。搬得动的留下来,搬不动的,连名字一起沉下去。河一决城就淹,河一改城就废,搬是常事。
城墙里面的坊与巷
城里的地不是随便用的,是按坊分的。坊是一块地方,四边有墙,墙上有门,门有人守。唐宋的时候,太阳一落坊门就关,街上不许走人。到了明代,坊墙多半没了,只剩名字。坊名一直用到今天,成了地名。坊墙拆了,坊名留着,成了地名的单位。
运河边的临清与淮安
运河上有两个地方最要紧,一个是临清,一个是淮安。临清在山东,是闸河和卫河交汇的地方。淮安在江苏,是黄河、淮河、运河三条水碰头的地方。两个地方都因为水太麻烦,才成了大城。水越麻烦,人越多。临清管转,淮安管过。
城门外面那一圈关厢
城门外那一带叫关厢。关厢不是城,可比城热闹。因为城外不查夜,不收门税,摆摊的、开店的、卖艺的,都在那儿。城门一关,关厢自己成一个小城。城里的规矩,到了关厢这一带就断了。一墙之隔,两套规矩。城门有开有关,关厢一直开着。
城市的水从哪里来
一座城最要紧的不是墙,是水。水从哪儿来,怎么进城,怎么排出去,这三件事定了城的生死。所以老城的选址,先看水,再看地,最后才看风水。墙塌了能重修,水断了修不回来。这一点,北方的城最清楚。先看水,再看地,水修不回来。
她带人连夜在城墙里面又砌了一道墙
公元三七八年,前秦的兵围了襄阳。守将朱序的母亲韩氏上城看了一圈,说西北角不牢。她带着家里的婢女和城里的妇人,在那儿又砌了一道墙。后来西北角果然被攻破,守军退到新墙后面,城没丢。
从天上往下看像一枚方印
一颗印是昆明一带的合院住宅:正房三间朝南,两边各两间耳房,前面一间倒座,四面围成一个方院子,从天上往下看像一枚印章。房子两层,墙高,院子小,屋顶的坡朝院里斜,下雨的水都流进院子。
门面一丈宽进深二十丈
竹筒屋是广州老城的窄长房子:门面只有一丈来宽,进深却有十几丈、二十几丈,一间挨一间往里走,中间隔几个天井;从街上看是一个小门,进去是一条长巷,两边是房间。因为又窄又长,像一截竹筒,所以叫竹筒屋。
从上到下全是木头
柴栏厝是福州老城的木房子:木柱子、木板墙、木楼板、木楼梯,从上到下全是木头;两三层,一层临街做铺面,二三层住人;外墙是木板拼的,刷桐油,颜色发黑。一条街两边都是柴栏厝,中间只隔一道薄板墙。
四面楼围出一个院子
里院是青岛老城的商住两用大院:四面是楼,围成一个院子;楼两三层,一层临街做铺面,楼上住人;院子中间空着,堆货、晾衣、孩子玩;一个里院住几十户,几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厕所。
上海大东门租的民房,头一年看了近两万人
一八四四年二月初,三十三岁的英国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在上海老城厢大东门租了一所民房开诊所,本地人管它叫雒氏诊所。头一年看的病人近两万人次,从苏州、松江、崇明摇船过来的人挤在门口。他看病不收钱,上海人把这种地方叫施医院。
正定城里的天主教堂成了大学校部
石家庄一解放,两所红色大学合成一所。校址选在正定县城,校部就设在天主教堂里。八月二十四日开学,吴玉章定下校训,四部两院,一部是政治训练班,专收知识青年短期训练。两年里送出去两万多名干部。
济南城西四千亩地自己开成一个商埠
一九〇四年五月,袁世凯和周馥联名上奏,请在济南城西自开商埠。划的地东起十王殿,西至北大槐树,南沿长清大道,北以胶济铁路为限,共四千余亩。三大章程定了买地、巡警和开办办法,一九〇六年一月十日行开埠礼。
昆明南门外圈了十二里地价每亩三十两
一九〇五年,云南绅士陈荣昌、罗瑞图等人联名上书云贵总督丁振铎,请把昆明自开为商埠。一九〇六年四月设商埠工程局,在南门外圈出一片地,周围约十二里,地价每亩三十两到一百二十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