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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六年那道谕旨把老教堂还了回去
道光二十四年法国使臣拉萼尼在黄埔的军舰上签了条约,两年后正月二十五,一道上谕把康熙年间各省旧建的天主堂还给奉教之人,同一段话的后半截又写着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
宁波那座老教堂是年租三十五元租回来的
雍正元年上谕把宁波药行街的天主堂改成公所,房子被城里人当民房、当店铺住了一百二十年。道光二十五年教士回来要堂,最后谈成的是一份年租三十五元、为期一百年的租约,期满可以续订。
条约中文本里多出十七个字
咸丰十年《中法续增条约》的中文本,第六款末尾多出十七个字,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法文本没有这一句,添字的是法国使团翻译、传教士艾嘉略,四十五年后才被说出来。
教士买地不必先报官这一条后来被堵回去了
光绪二十一年总理衙门一道咨文说,教士置产买业不必先报明地方官,事后报一声即可。大臣上奏反对,补救办法是买可以买,税契过户时地方官得查明。同治年间那八条章程,一条也没真落地。
两百年里这座城有过近两千座庙
乾隆十五年到 1950 年,北京内城不到四十平方公里,存在过近两千座庙,平均每平方公里五十座。走不到一百五十米就有一座。法国学者给这样的北京起名叫千庙京。庙多因为庙小,一间屋供一尊土地也算一座。
六个教授联名要政府颁行一套符号
一九一九年四月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六人联名提交《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他们在案由里说,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大会议决通过。
丹麦人给中国字编了一套四位数的号码
一八七〇年丹麦天文学家谢勒俄普为大北电报公司编了一套汉字号码,按康熙字典的部首和笔画排,一字一码。他自己没做完,由上海的法国人威基谒接手。一八七三年起用,一直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一个通四门外语的人给文言文立了规矩
马建忠通拉丁、希腊、英、法四门语,拿西洋语法做参照,从四书史汉韩文里挑出七八千句例句,写成十卷《马氏文通》。他还给汉语添了一类西洋语法里没有的词,叫助字,专门管语气,靠矣乎哉也这些字承担。
一个不懂外文的人译出了茶花女
一八九七年林纾丧妻,朋友魏瀚劝他译书解闷,请留法回来的王寿昌口译,林纾用文言笔录。一八九九年《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刻印,风行全国。林纾不懂任何外文,一生却译了一百八十多部小说。
他把康熙字典一页页翻成了英文
马礼逊想学中文,可当时没有一本能查的字典。他从一八〇八年动手,照康熙字典的排法,给四万多个字配上英文解释,又请人铸出中文铅字。这套书出了八年,一共六册四千五百多页,只印了七百五十部。
一套盲字要背四百零八个音节
一个苏格兰传教士在北京办了中国第一所盲校,为了让盲人摸得着字,他造了一套盲字:一个音节两个凸点,一共四百零八个,得一个个背下来。后来另一套按声母韵母拼的盲字出来,才不用死记。
他在报纸上连载小说,写到第六章大哥自杀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海《时报》上开始登一部长篇,题目叫《激流》。登到第六章,题目是做大哥的人,同一天,巴金在成都的大哥服毒死了。这部书一九三三年出单行本,改名《家》,此后印了几十版。
一八九六年八月徐园里放了一场西洋影戏
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一日夜里,上海闸北唐家弄的徐园“又一村”办游艺晚会,法国商人带来的短片夹在戏法焰火之间放,一共十几部,看的人先是愣,然后笑。这是中国人头一回在自己的地界上看电影。
任庆泰在自家照相馆后院给谭鑫培拍了三天电影
一九〇五年秋天,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买来法国手摇摄影机和胶片,请谭鑫培在馆内后院的白布幔前拍《定军山》三段武戏。摄影师是馆里技师刘仲伦,前后拍了三天,用掉三本胶片。
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是靠十八张蜡盘配出来的
一九三〇年六月,明星公司开拍《歌女红牡丹》,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胡蝶主演,与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合作,用蜡盘后期配音,录音失败四次,第五次才成。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在新光大戏院公映,连映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