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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写快了就变形
字写快了就变形,变形不是写错,是手省了劲,省劲有规律。横连成竖,撇连成点,方框变成圈,规律一样,所以变形也认得出,认得出就不算错。所以草书不是乱写,是按规律省,规律是几千人几万只手磨出来的。磨到后来就成了另一套写法,道理就是快。
俗字后来成了正字
俗字后来成了正字,今天字典里的正字,有一批当年是俗写,俗写用的人多了就成正。成正就没人提它当年是俗。所以正和俗不是性质,是时间。所以看一个字的历史,能看到一场拉锯,拉锯的两头是手和规矩,手图快,规矩图正。人多的最后赢。
翻译错了要担什么
翻译错了要担什么,担的最轻是挨说,重的是掉脑袋,掉脑袋不是吓人,是真有。因为一句话能定两国的事,定错就是误国,误国要有人担,第一个是译的。译的人说不出就担到底。所以这一行最险。险在一句话。所以老通事最谨慎,谨慎到不敢多说。
话混久了就成一种新话
话混久了就成一种新话,新的不是谁家的,是两家凑的,凑出来的最实用。两边都听得懂一点,听不懂的那点就学,学久了就成了自己的。新话最活,活到年年变。因为没人管它,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新的不是谁家的,是两家凑的。
日本造的词又回来了
日本那边也用汉字,自己拼新名:两个汉字凑在一起,造一个原来没有的词。造出来一看就懂,因为字都认得。所以这些名传得快,不用另学。后来这些名又回到中国,回来的时候中国人也一看就懂。两个汉字凑在一起,造一个原来没有的词。
新词多了旧词死不透
新词多了,旧词怎么办?不全废。废不了,是因为老书还在。老书在就有人读,有人读就有人用,旧词就死不透。所以旧词的下场多半是退:从嘴上退到纸上,从纸上退到注里,从注里退到词典最后几页。废不了,是因为老书还在,老书在就有人读。
急了才冒出来的那几句
人急了才冒出来的那几句,是最老的。骂人不用学,急了顾不上挑词,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句,就是最早学会的那一句。这几句像老底,平时盖着,一掀就露。露出来的那层,比体面话老几百年。老几百年也没人改,因为骂人只要够狠,不用够新。
急了就说快,慢了就说重
说话快慢有讲究。急了就说快,慢了就说重。快在熟:熟的话不用想,一串就出去了。慢在要人听清:一句话要人记住,就得一个字一个字放稳。所以快慢不是性子,是分寸。分寸对了,话才进得去。快在熟:熟的话不用想,一串就出去了。
夸过了就假,夸少了就生
夸人的话也有讲究。夸过了就假:把一件小事说成天大的本事,听的人先是不好意思,接着是疑心,最后是不信。夸少了就生:人家做了事,你一句不提,人家当你没看见。所以最要紧的是分寸,拿对了才让人受用。把一件小事说成天大的本事。
有些话只剩书上有了
有些话只剩书上有了。嘴上没人说了,没人说就死;死了还在书上躺着。躺着的话有个特点:字形还认得,意思要猜。猜得出来一半,猜不出来一半。所以读旧书最难的,是字都认得,凑起来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嘴上没人说了,没人说就死。
三国这个故事讲了一千多年
三国这个故事在罗贯中之前讲了一千多年:陈寿写史、裴松之作注、宋人说三分、元人刻平话。罗贯中做的事是把散的收拢、排成一条线。今本《三国》还经过清初毛家父子一改,回目也重新对过。三国这个故事讲了一千多年,讲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
词到了明朝不好唱了
词本来是唱的,到明代曲子失传了,只剩平仄和韵。嘉靖年间张綖编《诗余图谱》,用黑白圈标平仄,教人照着填。词从此成了纸上的东西,唱的那一路交给了曲,曲有谱有板,词只剩格律,谁都会填,谁都不会唱。词到了明朝,已经不好唱了。
董其昌把画分了南北
董其昌借禅宗的南北,把画分成两路:南宗王维一路是文人,北宗李思训一路是画工。南高北低,一套话压下来,画史重排。这套说法不算严密,可它替文人说了想听的话,一管就是三百年,改都改不动。董其昌把画分成了南北两宗。
鼓一响全场就静了
戏一开场先响鼓,鼓师坐在上场门边,面前单皮鼓和板。整场戏的快慢起落都从他手上出去。锣鼓有谱,叫锣鼓经,用仓才七台这些字记,口传不写。观众记演员,不记鼓师,可鼓师一换,味道就变。鼓一响,全场就静了,戏才开场。
麻仓山的土挖空了,胎就变
景德镇原来叫昌南镇,属浮梁县。宋景德元年,真宗把年号给了它,改叫景德镇。明代洪武年间在镇上设御器厂,烧给宫里的瓷器。镇上有昌江,瓷土从上游下来,瓷器装船出去。一个镇靠一条河养了几百年。麻仓山的土挖空了,胎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