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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时的翻译最难
朝贡时的翻译最难,因为朝贡是礼,礼上一个字都不能错,错了就是失礼。一个称呼要在礼部翻旧档,翻出上一回怎么称的,照着称。称高了是僭,称低了是贬。所以朝贡的翻译是排练出来的。一个称呼要在礼部翻旧档,照着上一回称。
译音的字最不好认
译音的字最不好认。因为那些字只是借来记音的,字本身的意思不算。一个词里三个字,三个字各有一个意思,可凑起来跟那个词毫无关系。所以看的人不能按字猜,只能按音念。念得出来才懂,念不出来就是一堆字。
澳门通事会几门话
澳门通事最少会三门话:葡萄牙话、广东话、官话,多了还有马来话、日本话。澳门是口岸,船从各处来,人一下船就要报关、纳税、找货主。办事要有人搭桥,桥就是通事。所以先有通事,才有城。葡萄牙话、广东话、官话,最少三门。
报上用的词最要紧
报上用的词最要紧,因为看的人多,看的人多就跟着学,学了就成话。一个人在报上看见一个新词,看三回就记住,记住就用。所以写报的人手里握着一支笔,笔一动,几十万人的嘴跟着动。跟着动的人不知道。看的人多就跟着学,学了就成话。
隔着山说不上话,就各变各的
隔着山话就不一样。山两边走一趟要一天,一天里说不上几句话。说得少就各变各的:这边改一个音,那边不知道;那边换一个词,这边没听过。几十年下来,两边说话就隔了一层。隔了三层就猜不着。这边改一个音,那边不知道。
说书人一张嘴讲半部书
张岱在南京听柳敬亭说武松打虎,记下他一声吼,店里的空缸空甏都嗡嗡响。这一段《水浒》原文里没有,是柳敬亭自己加的。说书人一天说一段,一段收在一句话上,第二天才有人肯回来听。说书人一张嘴,讲的是半部书。
三国这个故事讲了一千多年
三国这个故事在罗贯中之前讲了一千多年:陈寿写史、裴松之作注、宋人说三分、元人刻平话。罗贯中做的事是把散的收拢、排成一条线。今本《三国》还经过清初毛家父子一改,回目也重新对过。三国这个故事讲了一千多年,讲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
书坊老板最懂读者要什么
建阳的余象斗既刻书也编书,自己动手删改、加评、配图。他知道买书的人要什么:字要小、图要多、回目要热闹、价钱要低。坊刻的样子,是老板一笔一笔算出来的,卖不动就压着。建阳的书坊后来一家一家关了。书坊老板最懂读者要什么。
魏良辅把昆山腔改成水磨调
昆山腔本是南戏四大声腔里最不出名的一支,元末顾坚在昆山一带唱出名。嘉靖年间魏良辅流寓太仓,把它改成水磨调,一字三折。梁辰鱼写《浣纱记》用它上台,从此四方歌者都学苏州,学唱的人往苏州跑。魏良辅把昆山腔改成了水磨调。
戏文里的话最上口
戏文是唱出来的,唱词要押韵、要合板,句子长短有定,所以一听就记住。明代流行的小曲也一样,沈德符说《打枣竿》《挂枝儿》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也人人喜听之。戏文里的话最上口,一听就记住。
印章从凭信变成玩物
印章本是凭信,盖在公文契约上。明代多出一种印,盖在书画上,不证明什么,只表明是谁。文彭用石头刻印,刻出笔意,篆刻成了学问。闲章刻一句话,等于替自己说一句平时不好说的话,也不署名。印章从凭信,变成了书房里的玩物。
鼓一响全场就静了
戏一开场先响鼓,鼓师坐在上场门边,面前单皮鼓和板。整场戏的快慢起落都从他手上出去。锣鼓有谱,叫锣鼓经,用仓才七台这些字记,口传不写。观众记演员,不记鼓师,可鼓师一换,味道就变。鼓一响,全场就静了,戏才开场。
盲人说书全凭耳朵
说书的人里有瞎子。盲人做不了别的,算命、唱曲、说书。一手抱三弦,一手打板,脚踩梆子,一个人出几种声。学艺全靠耳朵,一部书听三遍就能说,说的时候一字不差。地位最低,可村里晚上少不了他们。盲人说书,全凭耳朵和记性。
说书人有个好记性
说书这行记性就是饭碗。几百个人物、哪一仗在哪儿打,全得记着。先记梁子,再记诗赞,还得记各地方言。有法子:分段、编顺口溜、桌上摆东西提醒。记性好还得收得住,绕出去要能绕回来。说书人有个好记性,记性就是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