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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先切碎,枣掰开,胶等最后化
南朝的方子拿到手,第一步不是抓药,是处理药。旧方上写两个字:㕮咀。陶弘景说这两个字不靠谱,改成细切。他还定了水数:二十两药配一斗水,煮到剩四升。泻的汤少水多汁,补的汤多水少汁。药要温着喝,凉了喝下去就吐。
一道诏书下来,和尚被归到了巫史那一类
曹丕黄初五年下诏,凡不在官方祀典里的祭祀,一律按左道论罪。这道诏本是对着泛滥的祠庙来的,可佛教那时正挂在祠祀名下,僧人被算在巫史一类。汉地的佛教头三百年没有自己的身份,它是被当作一种方术管起来的。
和尚的事不再归太常管了
北魏以前,僧人的事归太常管,跟祠祀混在一起。僧团人一多,这套管法就不够用了。北魏先设了一个临时机构叫监福曹,孝文帝时候改成常设,改名昭玄寺,长官叫沙门统,副手叫都维那,都得出家人做。往下州有州统、郡有郡维那,三级一层管一层。
边上一有动静,就在台上烧火,一台接一台
唐彬做幽州刺史,把秦朝那道旧长城重新修起来,从温城到碣石三千里,分兵守,台子跟台子互相看得见。敌人一来,白天烧烟,夜里点火,一台接一台往下传。这套办法从汉朝的边塞一直用到唐朝,写成了条文。
几斗锅巴跟着他上了战场,最后救了他一命
吴郡人陈遗在郡里做主簿。他母亲爱吃锅底那层焦饭,他每次煮饭都收起来装一袋,带回家给母亲。孙恩的兵打到吴郡,太守袁山松当天出兵,陈遗来不及回家,把攒下的几斗焦饭带上了。沪渎一战兵败,人散进山泽,多数饿死,他靠这几斗焦饭活了下来。
一罐红烧肉装进铁皮就能带着走
罐头的道理是密封加热杀菌。清末中国已有外资罐头厂,一九〇六年上海出现过国人自办的厂子。到二十年代末,梅林在上海办起罐头食品厂,做红烧扣肉、油焖笋、番茄沙司。铁皮全靠进口,一罐菜的成本里,马口铁占了大半。
一碗茶能坐一整天茶馆卖的是座位
茶馆的门面不讲究,几张方桌,一堆竹椅,灶上坐着几把铜壶。进门坐下,伙计先问一句喝什么。花茶、绿茶、沱茶,盖碗一端上来,续水不要钱。成都一条街上能开好几家,天不亮就有人坐进去,坐到晌午才走。
平价米里掺着沙子稗子被叫作八宝饭
抗战时期重庆实行粮食配给,公教人员凭册买平价米。米是征来的,碾得粗,混着沙子、稗子和谷壳,煮出来一锅杂色,吃饭的人苦笑着叫它八宝饭。米价一天一变,工资跟不上,饭桌先垮下来。
一锅蚝汤熬过了头熬出了蚝油
一八八八年,香山南水镇的李锦裳煮蚝,一锅汤忘了关火,熬到只剩锅底一层浓汁,尝着鲜,从此专门熬这种汁卖。蚝油从珠三角的灶台进了上海的酱园,又跟着粤菜馆走到各地。一瓶蚝油带走一个地方的味道。
北京一家人的私房菜要提前几天订
谭家菜是北京谭家的家常菜,从清末做到民国。谭宗浚是广东南海人,同治年间的榜眼,家里讲究吃,厨子陶三掌灶,后来由谭家的女主人赵荔凤接手。不挂牌,不接生客,一天只办几桌,要吃先托人订。
雪白的糖从海外运来土糖就退了
中国吃的糖长期是土糖,黄褐色,结成块,带焦味。二十世纪以后,爪哇、香港的机制白糖大量进来,雪白、颗粒匀、不结块。城里人改用白糖,土糖退到乡下的灶台和点心的馅里,各占一半。
深夜一根竹梆子敲出馄饨担
城市的宵夜摊从一根扁担开始,一头是锅灶柴火,一头是面皮肉馅和碗筷。夜深了敲竹梆子,声音传出几条弄堂,楼上的人听见就下楼,摊子不大,生意做得长。一碗馄饨下肚,夜班的人有了收工的感觉。
广东馆子开到上海招牌上写粤菜
上海的粤菜馆从清末几家甜品铺起家,二十年代越开越多,杏花楼、新雅这一路,招牌上写粤菜,菜牌上有炒鲜奶、蚝油牛肉、白灼虾。粤菜讲究清鲜本味,跟本帮的浓油赤酱正好两头,上海的饭局从此多了一种选择。
包饭作给店铺和机关把午饭送到门口
城市里的人上班回不了家,中午这顿饭要有地方解决。包饭作开在弄堂里,一间灶间几个师傅,按月包伙,一荤一素一汤,用饭桶菜格挑着送到店门口。按月结账,加菜另算,没有招牌,全靠口碑和月结。
火车上吃饭从拎着饭盒到进餐车
早先坐火车要自带干粮,大站停车时站台上有人卖包子烧鸡。后来长途列车挂上餐车,白色台布,西餐为主,汤、鱼、肉、咖啡一道道上。吃饭从凑合变成了一件事,坐车的等级也摆在了盘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