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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人一声足下,等于把话递给脚边的人
蔡邕《独断》说,群臣对天子不敢直呼,就呼陛下的人转达,所以叫陛下。同一路数还有殿下、足下、执事,都是借低处称高处。足下本是脚下,说给你脚边的人听,意思还是说你。这套称呼六朝人用得最多,书信里一开头就写足下。
他讲论语时自己设问自己答
皇侃讲《论语》,把何晏的注再往下疏一遍。他先总说一章大意,再解词,再设一问自己答。这种体例叫义疏。书在南宋亡了,一千年后从日本抄回来。四库馆臣说它时有鄙近,可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
他要用四十卷收尽天下字,书没写完
江式家六代传古篆。延昌三年他上表,说眼下有人把追来写成归,把巧言写成辩,全不合《说文》。他请把《字林》《韵集》《三仓》这些书里的字合编一部,上篆下隶。诏书准了,四十卷,到死也没写成。
注原来另成一本书,他把注拆开塞进正文
《汉书》刚出来的时候,注是单独一本书。正文一本,注一本,读的时候摊在桌上对着看。东晋的蔡谟嫌麻烦,把臣瓒那部注拆开,一句一句挪到对应的正文底下。颜师古后来骂他做得粗,可也承认,注本是从他这里才有的。
记账的人把一改成壹怕人添笔
一二三这几个字笔画太少,一竖添成二,二添成三,三添一竖就是十。西北的记账人想了个办法,用笔画多的同音字顶上:一写壹,七写柒,百写伯。吐鲁番出土的北凉、高昌文书里,这套写法已经用得很熟。
他把民间在用的字收上去定成官样
北魏始光二年三月,太武帝拓跋焘一边营建宫殿,一边下了一道诏书,说篆隶草楷传了这么多年早就走了样,让人重新定一套字,颁到各地当标准。这一批定下来一千多个。具体是哪些字,一个也没留下来。
他注史不解释字句,只往正文里补事实
经书的注解释字义词义,裴松之注《三国志》不这么干。他奉宋文帝的命,把散在各处的材料找来,一条一条塞到对应的人名和事件底下。注文比正文多出好几倍。今天读到的三国细节,大半从这些注里来。
他编七百多卷谱把天下姓分了等
六朝人选官先看姓,婚配也先看姓。姓分三六九等,写在谱上:过江的是侨姓,本地的是吴姓,山东和关中各有郡姓,代北来的叫虏姓。谱由专门的人编,王僧孺一个人编了七百多卷。谱上没有你的名字,官就没有你的份。
写错了拿一块黄石头涂掉
抄本上一个字写错,不能划,不能撕,得涂掉重写。六朝人用的涂改材料是雌黄,一种柠檬黄的矿石,磨成粉调上胶,涂上去跟黄纸一个颜色,一点看不出来。颜之推说,天下的书没看遍,不许随便下雌黄。
他一个人给天下的书分了七堆
书多了怎么摆是个问题。刘歆分六类,荀勖改四部,王俭又拉回七类。梁朝有个不出山的处士阮孝绪,一个人翻了几千种书,分七堆,内篇五录管经史子集和术伎,外篇两录管佛道。他把史书从春秋里拆出来单独立户,这一拆定了一千多年。
眼泪鼻涕古人分得清清楚楚
《诗经》有一句涕泗滂沱。毛传注得清楚:从眼睛里出来的叫涕,从鼻子里出来的叫泗。后来泪字兴起,接走了涕的活;涕空出来,转去指鼻涕。三个字换了两个位置。今天说涕泗横流,其实说的是两样东西。
六朝人起名从清一色单字变成两个字
翻《三国志》,人名几乎一个字。这不是巧合,是王莽定下的规矩,再加上避讳的现实考虑。到了南朝,皇帝家先改成两个字,底下跟着改。单名用了两三百年,双名翻过来又用两三百年,一来一去正好横跨六朝。
和尚讲经三种声对着什么人换什么调
佛经译成汉语,念出来就不好听了。六朝的和尚想了几个办法:一段经用唱,一段用念,讲道理的时候换成说话。三种声音各有各的用场,还分出了专门以此为业的和尚,慧皎给他们在《高僧传》里单立了两科。
六朝人说自己用仆用下官用贫道
我、吾是一个说法,可六朝人在人前开口,得看对方是谁换个词。做官的说下官,和尚说贫道,一般人说仆,有地位的士大夫偶尔还说寡人。压低自己和抬高对方,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
四声这套系统是六朝人第一次说清
平上去入四个字,齐永明年间才被单独提出来。沈约写《四声谱》,周颙写《四声切韵》,一群人拿它排诗。四声是汉语本来就有的,可把它抽出来当一套系统,跟梵文拼音的启发有关。陈寅恪专门考过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