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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造的汉字词回流中国
有一批词是日本人造的,用汉字拼,可中国古书里没有,明治维新时他们造了一大批。翻译西学要用,造完传回中国,中国人一看就懂。因为字都认得。所以这些词看着像自家的,其实是进口的。明治维新时,日本人用汉字造了一大批词。
蒙古语留下的那些词
汉语里有一批蒙古语的词,胡同、站、戈壁、蘑菇、把式,都是元朝带进来的。元朝公文用蒙汉两种话,翻来翻去就留下了,留下的多是日常词,日常词最耐。耐到今天还在说,说起来像自家的话。胡同、站、戈壁、蘑菇、把式,都是元朝带进来的。
满语怎么记汉人的音
满语记汉音靠拼音,满文是字母,一个音一个字母,拼起来就是音。可比汉语少几个音,少就得凑,凑的时候用相近的,相近就差一点,差一点也够用。够用就记下来。所以档案里的汉名念着有点偏。一个音一个字母,拼起来就是音。
藏文是照着什么造的
藏文是七世纪照着梵文造的,松赞干布派人去印度学字,学回来照着改。字母取自梵文,拼的是藏话。所以藏文看着像梵文,念起来是藏语,字母三十个,一个字一个音,还带声调。造得成,也造得久,一直用到今天,用到今天还没换。
喇嘛念的经汉人听不懂
喇嘛念经用藏文,汉人听不懂,听不懂也去听。因为听的不是意思,是声音:声音有调子,调子一起,人就静,静了就算有用。所以藏文经在汉地传了几百年,念的人多,懂的人少,懂的人少也不碍事。听的不是意思,是声音。
译音的字最不好认
译音的字最不好认。因为那些字只是借来记音的,字本身的意思不算。一个词里三个字,三个字各有一个意思,可凑起来跟那个词毫无关系。所以看的人不能按字猜,只能按音念。念得出来才懂,念不出来就是一堆字。
日本造的词又回来了
日本那边也用汉字,自己拼新名:两个汉字凑在一起,造一个原来没有的词。造出来一看就懂,因为字都认得。所以这些名传得快,不用另学。后来这些名又回到中国,回来的时候中国人也一看就懂。两个汉字凑在一起,造一个原来没有的词。
三字经背完读幼学琼林,天地人事都编成对句
三字经背完,蒙学还有第二梯队。《幼学琼林》讲天地、朝廷、文武、身体、器物,全用对句;《龙文鞭影》四字一句,一句一个典故;《声律启蒙》专教对仗,云对雨、雪对风。读这几本,是为了学做对子。讲天地、朝廷、文武、身体、器物,全用对句。
回回人在明朝以前已经有了根
回回不是明朝才有的。元朝把他们编在色目里,当兵、造炮、管天文、做买卖,散在从甘肃到泉州的一条线上。他们没有地盘,只编在州县里,这一点决定了后来几百年他们跟朝廷打交道的方式。元朝时叫回回,编在民籍里,做买卖、当匠人、当医生。
经堂教育从陕西开出来
回回人没有官学,就自己办学。胡登洲在咸阳开馆招徒,把口传的经学变成有课本、有班次的教学。这套办法叫经堂教育,从陕西传遍全国,一直办到今天。它教出来的人不做官,但撑住了每一个坊。胡登洲是咸阳渭城人,招徒开课,十三本经念完才能开学。
边市上那些通事和牙人
边地做买卖,两边话不通、规矩不通,就得靠中间人。通事管翻译,牙人管撮合和担保。这两种人不在官册上,可边市离了他们转不动,所以他们也是边地最有办法的一批人。有办法的人,官府要用,也要防。通事靠嘴,牙人靠牙帖,马市恰克图十三行是三种边市。
察合台文和后来的维吾尔文
新疆的回部用阿拉伯字母写字,写出来的语言叫察合台文,是几百年里中亚通用的书面语。清朝没有动它,文书、契约、碑刻都照旧。后来的维吾尔文,就是从这条线上接过来的。中间断过几次,可线还在。察合台文用阿拉伯字母,伯克文书契约碑刻都用它。
清末那些造新字的尝试
清末有人想给汉语造一套简单的字母,让不识字的人几个月就能读写。王照造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造简字,学部推官话。这些尝试没成,可它们把一个问题摆上了桌面:字太难,人就不识字。清末切音字方案以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简字最有影响。
西域也量了一遍,画进图里
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二十四年平定回部,朝廷派人到西域测绘。西洋人、蒙古人、官员一起走,量了天山南北。图成,跟康熙的图拼起来,叫《乾隆内府舆图》,一共一百多幅,铜版印的。乾隆平了准部回部,派人分路实测天山南北,画进舆图。
兮甲盘上有一个字,出了两次,写法一样,读法有两种。旧读贮,是存货;李学勤读贾,是做买卖的人。一个字形,一个是货,一个是人。就差这一读,做买卖的这一行在铜器上第一次有了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