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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圣旨是直译过来的白话
元朝的圣旨,多半不是文人写的文言,是从蒙古话一句一句硬译过来的白话。译的时候不敢改语序,也不敢润色,怕走样。所以读起来别扭,一句接一句,像绳子上的结。这种文体,后人叫硬译体,是元朝公文的一个怪样子。
公文里的话跟嘴里说的一样
元朝的公文不爱用文言,多用当时的口语。上头、根底、勾当、分付、那般者,这些词都是嘴里的话。写下来就成了公文,读起来像有人在跟你交代事情。这在公文史上少见,前朝后代都没这么写过。
这种白话后来没人再这么写
元朝一亡,硬译的白话公文就没了。明朝的公文回到文言,虽然太祖也写过白话圣旨,可那是另一种口语,不是从蒙古话硬译出来的。元代这一路文体,成了绝响。可它留下的材料,一直在用。
柳永一辈子,就在汴京的巷子里写词🏛 图证
柳永原名三变,排行第七,人称柳七,福建崇安人。他在汴京考了很多年进士,没中时靠给乐工歌妓写词过日子,到景祐元年快五十岁才中。词集叫《乐章集》,大半给歌妓写的,用的是口语。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一首声声慢开头十四个字🏛 图证
《声声慢》开头十四个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七组叠字。从动作到环境到心情,十四个字走完三层。中间写天气、写酒、写雁、写花,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最后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诗人押韵按哪本书
诗人押韵按韵书,唐宋按官定的韵书,后来按平水韵,平水韵一百零六韵,用了八百年。押韵押的是书上的韵,不是嘴里的音。所以诗能跨方言,广东人和北京人都认,认了八百年,认到成了习惯。押的是书上的韵,不是嘴里的音。
文言省字,省到只剩骨架
文言和白话差在距离,文言是写出来的话,跟嘴里说的差得远。白话就是嘴里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文言省字,省到只剩骨架。白话费字,费在语气和重复上。可白话清楚,文言耐读,两套话分工,一上庙堂一下市井。文言耐读,白话清楚,两套话分工。
和尚讲经要人听懂就用白话记
白话写进书里是唐宋的事。和尚讲经要人听懂,就用白话记下来,敦煌的变文就是这么来的。宋人记语录照原话写,白得有点粗,到宋元话本,白话成了主角,明清小说更盛。所以白话不是近代才有,它一直在纸上活着。
宋朝的话本有多白话
宋元话本白话得很实在,说书人怎么讲,本子就怎么记。有开场招呼,有对听众的插话,也有骂人的话,句子短,重复多,今天读着像听录音。所以话本是研究当时口语的好材料,比文集实在得多,实在才靠得住。说书人怎么讲,本子就怎么记。
文人说话也不像文章
文人写文章一套话,说话另一套话,文章要庄重,收掉语气和重复。说话要随意,得放开了才有味。所以同一个人两张嘴,看他的书信、日记、语录,能看见另一面。那一面更近人,也更藏不住,藏不住才真,真才看得见人。文章要庄重,说话要随意。
佛经翻译带进来多少词
佛经翻译往汉语里塞了几百个词。世界、因果、烦恼、刹那,都是译经时造出来的。造的时候要找一个字能顶一个意思,找不到就拼,拼出来的词后来成了日常话。所以今天的口语里,藏着译经和尚的手艺。世界、因果、烦恼、刹那,都是译经造出来的。
雇工人打家长加一等
雇工人不是奴,可比奴近。雇工人打家长,加凡人一等;家长打雇工人,减一等。这一条的关键在雇工人的身份。身份一立,罪就不同。所以雇工这件事,先看有没有雇字。有雇字是雇工,没雇字是凡人。雇工人打家长,加凡人一等;家长打雇工人,减一等。
察合台文和后来的维吾尔文
新疆的回部用阿拉伯字母写字,写出来的语言叫察合台文,是几百年里中亚通用的书面语。清朝没有动它,文书、契约、碑刻都照旧。后来的维吾尔文,就是从这条线上接过来的。中间断过几次,可线还在。察合台文用阿拉伯字母,伯克文书契约碑刻都用它。
清末那些造新字的尝试
清末有人想给汉语造一套简单的字母,让不识字的人几个月就能读写。王照造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造简字,学部推官话。这些尝试没成,可它们把一个问题摆上了桌面:字太难,人就不识字。清末切音字方案以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简字最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