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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伐土方就是王打土方,谁、干什么、打谁,顺序跟今天一样。否定句里代词宾语常提前,说不我杀。卜辞还有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段格式。三千年下来,语序这根梁一直没挪。句子短,架子稳。
不我知和不知我两种语序并存
先秦否定句里代词做宾语要前置,不说不知我,说不我知。六朝这条规矩松了,文言照旧前置,口语已经顺过来。《世说新语》里两种并存,前后隔不了几页。语序变得最慢,慢到一千年才挪一格。
汉字文化圈的形成
隋唐时期,日本、朝鲜、越南广泛学习汉文,又借汉字记录本族语言:日本发展出万叶假名与假名,新罗有吏读,越南出现喃字的萌芽。以汉文为共同媒介的东亚书写共同体基本形成,律令、儒学与佛教并随文字而东。
出了省就比划不通,手语也有方言
二〇一八年七月一日,《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实施。手语此前各地打法五花八门,盲文不标声调只能猜读。两份规范研制了七年,收手语常用词五千六百六十八个。两份规范之前,手语靠各地聋校自己编教材。
太祖让人照着汉字造了契丹大字
神册五年正月,辽太祖下令造字,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几个人动手。办法是拿汉字隶书的一半,增一笔减一笔,凑出新字。字造出来就颁行,公文、碑刻都用。可这种字是照汉字改的,一个词对不上一个字,读起来就难。
破译契丹字,从年号和干支下手
契丹字躺在石头上七百年,没人认得。二十世纪开头,庆陵的哀册被挖出来,字才开始有人研究。破译的法子不是硬猜,是找抓手:先认汉语借词,再认年号、干支和数字,一个原字的音值定下来,别的就跟着松动。
西夏文远看像汉字,近看一个不认得
西夏文远看像汉字,近看一个也不认得。它学了汉字的笔画和方块样子,可部件的拼法是自己定的。一个字一个音一个意思,也有偏旁,也讲结构。造字的人懂汉字,才敢这么造,因为借东西的人得知道哪儿能借,哪儿不能借。
皇帝的圣旨是直译过来的白话
元朝的圣旨,多半不是文人写的文言,是从蒙古话一句一句硬译过来的白话。译的时候不敢改语序,也不敢润色,怕走样。所以读起来别扭,一句接一句,像绳子上的结。这种文体,后人叫硬译体,是元朝公文的一个怪样子。
这种白话后来没人再这么写
元朝一亡,硬译的白话公文就没了。明朝的公文回到文言,虽然太祖也写过白话圣旨,可那是另一种口语,不是从蒙古话硬译出来的。元代这一路文体,成了绝响。可它留下的材料,一直在用。
天上掉下一块石头,怎么解释
始皇三十六年一颗星落到东郡成了石头,上面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派人挨个问没人认,就把石头旁边的住户全杀了,烧了石头。班固把它归进白眚白祥,给了两种读法;王充说字不是人刻的,是气催出来的。
他给几百部佛经排了序,第一次有人做这件事
公元三八四年,前秦的兵攻破襄阳,把道安送到了长安。苻坚说,我用十万兵打襄阳,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个是他,半个是习凿齿。到了长安,道安做了一件从前没人做过的事:把译出来的佛经一部一部排好,编成目录。
下完棋喝完酒他们都在句尾挂个竟字
六朝人说一件事做完了,不说做完,说毕、说竟、说讫。谢安看完信是「看书竟」,王导喝完酒是「饮酒毕」,佛经里说完法是「说法讫」。这个字挂在宾语后头,跟今天「了」的位置正好相反。
得字本来只是拿到手,后来挂到动词后面
得本来是个实打实的动词,意思是走路捡到东西,甲骨文里画的是手拿着贝。汉代它开始往动词后面挪,先说事情办成了,再说办得到。到六朝,得挂在动词后面接结果,捣得三斗米、斫得被。一个动作词就这么磨成了语法零件。
嘴上说的纸上不这么说
六朝人说话跟写字是两套系统。嘴里说的双音词多、虚词换了,纸上写的还是先秦两汉的文言。佛经译文和民歌是例外,因为要讲给不识字的人听。这个格局延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是把这条缝重新缝上。
一幅锦上八百多字正读倒读都是诗
前秦的苏蕙织了一幅锦,上面八百四十个字,正读倒读、横读斜读都能成诗。她把锦寄给在襄阳的丈夫,旁人看不懂,她说这是我家的话,不是我家的人解不了。这幅锦叫璇玑图。武则天替它作过记,历代数出来的诗从二百首涨到七千多首。